论《窦娥冤》的“非悲剧性”.docVIP

论《窦娥冤》的“非悲剧性” 　　摘 要：《窦娥冤》是一部描写悲惨人物命运的剧作，但并非完全意义上的悲剧作品。剧作大团圆的结局并不符合悲剧的严格定义。窦娥低下的社会地位以及完美的人物性格也有悖于悲剧的人物特点。她的命运虽说值得同情，但并无十分严肃的教育意义。由此来看，《窦娥冤》更具非悲剧性的特点。 　　关键词：《窦娥冤》 悲剧起源 悲剧人物 悲剧作用 　　就中国古代文学史而言，《窦娥冤》的悲剧性似乎是一个不容置疑的问题，相关论述俯拾即是。从近年来中国期刊网发表的相关论文来看，《窦娥冤》的悲剧性也一直被津津乐道。王国维的一句“《窦娥冤》‘即列之于世界大悲剧中，亦无愧色也’”几近成为百年来《窦娥冤》研究的定论。但追本溯源，如果单从悲剧这一西方艺术概念出发研究剧本便可发现，“悲剧”性的论定尚存问题。本文试从古希腊悲剧的源流和《窦娥冤》剧本出发考察该剧究竟是否符合严格意义上的悲剧定义，由此提出对该剧“非悲剧性”的看法。 　　一、从悲剧起源来看 　　悲剧起源于古希腊，其希腊语（trag?idia）由“山羊”（tragos）和“歌”（aeidein）两个词组合而成，意为“山羊之歌”。[1]山羊是奉献给丰收之神和酒神狄俄尼索斯的祭品。按照相关研究者的看法，它源于古希腊的《酒神颂》。还有人认为它是阿提刻农村关于神死而复生的表演。就其起源来看，悲剧是一种带有宗教仪式性质的表演，它的产生与希腊民族的宗教崇拜仪式密切相关。 　　由于希腊“没有严格意义上的宗教，没有固定的宗教信仰和整套神学，将神设为半神半人，始终让宇宙观人生观处于极不统一和混乱状态而对现存的一切持怀疑和追问的态度。”[2]这种松散的宗教文化提供了相对自由的艺术表达空间，为悲剧的产生提供了坚实的文化土壤。 　　《窦娥冤》属于中国早期戏剧――元杂剧，元杂剧也包含有宗教成分（主要是佛教和道教），但相比较而言，元杂剧并非是以宗教作为创作背景因素的。《窦娥冤》中“血溅白练、六月飞雪”等超自然现象也隐约显示出宗教影响的痕迹，但这些宗教因素只不过是浪漫主义手法的一种反映，更多显示的是对社会的变相夸张控诉，并非是宗教文化背景下的必然表现形态。 　　另外，《窦娥冤》更多地是与唐宋以来中国“文化向平民、向基层倾斜的动向”[3]联系在一起。这种平民化“俗”品格，使得悲剧应该具有的“严肃性”和“雅文化”品格缺失。古希腊悲剧强调悲剧的严肃性，开创了悲剧“雅”的传统，对人和生命本身进行严肃思考。但《窦娥冤》中，窦娥死后血溅白练、六月飞霜三尺、楚州亢旱三年，这些不可思议的情景平复了戏剧人物带来的缺憾，无法引起观众对人生的深刻思考。《窦娥冤》的结局大快人心，更进一步消解了剧作的严肃性。傅斯年就说过：“中国剧最通行的款式，是结尾出来大团圆；这是顶讨厌的事。”[4]这种“顶讨厌”不能不说是跟大团圆消解了戏剧的严肃思考相关联的。 　　朱光潜先生曾指出，作为戏剧形式和术语的“悲剧”源自于古希腊。这一体裁在世界其他各大民族里几乎都没有出现过。他进而指出，在古代的中国、印度等地区都没有产生过严格意义上的悲剧。在他看来，中国的戏剧几乎都是喜剧，剧作家们也热衷于安排善有善报、恶有恶报的美好结局，以此来冲淡戏剧本身的悲剧性。中国著名的《赵氏孤儿》原本具有典型的悲剧性，但也常被剧作家们改写成喜剧。朱光潜先生由此宣称：“仅仅元代 （即不到一百年时间）就有五百多部剧作，但其中没有一部可以真正算得悲剧。”[5] 　　二、从悲剧人物的特点来看 　　古希腊悲剧属于贵族阶级的艺术，它的描写对象是贵族，反映的生活是贵族生活。亚里士多德曾指出：“最好的悲剧都取材于少数几个家族的故事。”[6]因而，希腊悲剧的主人公必然是高贵的英雄。这里的“高贵”主要指的是出身方面。此后不少西方悲剧理论家都强调悲剧人物身份的重要性，认为只有“帝王将相”才能成为悲剧主人公。卡斯特尔维特洛就指出，悲剧人物应该地位高贵。敏都诺也指出，所谓的悲剧诗人就应该描写伟大著名的人物，描写他们的传奇故事和非凡经历。 　　《窦娥冤》描写的则是一个地位地下的普通女子。元朝女性身份低微，一旦嫁人，除了侍奉舅姑、丈夫，抚养孤幼，还要团结妯娌、和睦家庭。家里所有的生活都要由她操持，但她尽管最为劳累，却少有发言权。[7]在这样的背景下，窦娥的社会地位是不言而喻的。她七岁被卖进蔡婆婆家做童养媳，十九岁守寡，二十三岁被冤枉致死。尽管她有优秀的品格，但一生都在被侮辱和被损害中度过，连地痞流氓张驴儿都可以明目张胆地调戏侮辱她。因而她不过是一个具有中国传统美德的普通下层妇女，剧作通过她要鞭笞的是万恶的封建社会制度。她不是地位高贵的英雄，并不符合一般悲剧人物的身份特征。 　　悲剧对人物性格也有界定。在亚里士多德看来，“理想”的悲剧人物应当介乎好人与坏人之间，即犯过失的好人。由此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