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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五四时期自由主义的历史局限性 　　摘 要：自由主义思潮是“五四”时期的重要思潮之一，其核心变现为个人主义。“五四”时期自由主义思潮通过宣扬人权、民主、平等等思想对当时的知识分子和精英阶层起到了重要的思想启蒙作用，为后来“五四”运动的爆发打下了坚实的思想舆论基础。但由于其自身存在的局限性以及当时中国社会环境的制约和后来马克思主义思想的传入，自由主义思想慢慢被中国的革命者所放弃。 　　关键词：自由主义；局限性；传统；现实 　　中图分类号：K261.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2596（2015）08-0027-02 　　“五四”时期自由主义思潮通过宣扬人权、民主、平等等思想对当时的知识分子和精英阶层起到了重要的思想启蒙作用并引发了“五四”新思潮，为后来“五四”运动的爆发打下了坚实的思想基础，也为后来马克思主义思想引入中国创造了条件。而自由主义思想由于其自身的局限性不能满足当时中国社会现代化的迫切需求被马克思主义所取代。本文从“五四”时期自由主义思想的内容和缺陷出发，对“五四”时期自由主义思想的历史局限性进行讨论。 　　一、“五四”时期的自由主义思想 　　自由主义思想在“五四”时期主要核心为个人主义思想，即个人应该首先追求个体的自由，个体的自由是指个体的思想、言论和行动由自己独立作主，从外界束缚中解放出来。由个体自由向着国家自由、民族自由、经济自由、政治自由等不断的迈进，但自由首要的最基本的还是指个体自由。同时个人主义思想认为：“人们虽然向往自由，不断地争取自由，但是人们的自由无不受社会历史条件的制约，所以自由历来都是相对的，而不是绝对的。然而，自由的真谛并不在于它是否受束缚，而在于表现它的主体的自主自决性。” 　　个人主义思想在“五四”时期主要表现为易卜生主义，对易卜生主义大力宣传的胡适在《易卜生主义》一文中将易卜生主义概括为：“个人必须充分发展自己的天才性，必须充分张扬自己的个性。人要想有益于社会，就要让自己充分发展。即‘救出自己’的为我主义。”①胡适解释道：社会是由个人构成的，多救出一个人就是多准备一个再造新社会的分子。社会最大的罪恶莫过于摧残人的个性，使个性不能自由发展。而发展个性，必须具备两个条件，就是个人自由意志的实现与个人自担干系、自负责任。胡适认为自由独立的人格是现代文明的基础。胡适认为自治的社会，共和的国家，只是要个人有自由选择之权，还要个人对于自己所行所为都负责任。若不如此决不能造出自己独立的人格。 　　“五四”时期自由主义思潮的领军人物除了胡适外，还有陈独秀、傅斯年等人，自由主义思想作为贯穿“五四”时期的主要思想动力，对批判当时的封建旧思想和传统观念起到了重要的作用。但五四自由主义思想由于既脱离中国的传统文化，又不能解决中国当时的根本社会问题，最终被更能适应中国社会问题的马克思主义思想所取代，被中国革命者所运用。 　　二、自由主义思想的历史局限性 　　（一）脱离社会现实 　　一种学说或是思潮，在一个地区能够广泛传播，与该地区的社会环境和现实需要是密切相关的。中国的二十世纪初正是北洋军阀统治时期，军阀连年混战，社会政治黑暗，“五四”时期自由主义之所以能够在中国知识分子阶层广泛传播，更多的是因为中国的精英阶层和知识分子阶层把自由主义思想以及建立西方资产阶级立宪国家当做一种救国救民的手段和实现早期中国现代化建设的出路。但是中国的自由主义传播者们缺乏对当时中国社会环境现实的准确认识，导致了自由主义思想最后没有被中国的革命先驱们接受。 　　在对当时中国的社会革命方面，“五四”时期自由主义思想与当时社会环境现实的最大脱离就在于自由主义者们对帝国主义列强对中国的干预。近代中国社会问题复杂，不仅有来自封建势力的剥削，更有来自帝国主义的压迫。但“五四”时期自由主义者们却对国外势力的干涉估计不足，胡适就认为帝国主义势力的虽然存在，但国内问题才是民族危机的根本原因，这有其一定的道理，但胡适又认为帝国主义者在本质上还是希望中国能富强起来，只要中国自己问题解决了，帝国主义的问题就不会存在了，这就低估了帝国主义对中国事务的控制与干预目的与程度，既没有认清问题所在，也没能很好地调动国人的民族主义与反帝激情。在半殖地半封建的旧中国，整体危机的解决，需要一场根本性的革命，而胡适却仿照西方自由主义的主张，企盼用思想的启蒙，理性的拓展和科学的增长来消除社会危机，推动社会进步。这对于一个受封建势力长期浸泡，传统势力根深蒂固，现代意识空前缺乏的国家来说，是不现实的。② 　　同时，值得注意的是，在对待当时中国现代化问题上，“五四”时期的自由主义者们对待中国现代化发展奉行的是一种仿照西方的原始资本主义道路，即通过自由资本的原始积累来循序渐进地发展自由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以实现现代化，这与当时中国经济被帝国主义掌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