译介学视野下张爱玲与余光中《老人与海》译本特色的比较.docVIP

译介学视野下张爱玲与余光中《老人与海》译本特色的比较 　　摘 要：美国作家海明威的《老人与海》在我国20世纪50年代至今已出现了近20个不同的译本，小说家张爱玲与诗人余光中都曾翻译过这部作品。由于他们的身份、创作风格和面对的文化语境不同，其译作也在不同方面有着较大差别。文章试图从比较文学译介学的视野出发，结合女性主义翻译理论、译者的主体视域及文化学派的翻译理论，从译者身份和文化语境等方面比较分析张爱玲《老人与海》译本与余光中《老人与海》译本（2010年版）在感情色彩、语言风格和文化传译方面的不同，以及这些不同产生的原因。 　　关键词：感情色彩 语言风格 文化传译 译者身份 文化语境 　　自古以来，文学就是联系全世界人类的重要纽带，文学交流则是促进民族间相互交往、友好关系的重要方式。进行文学交流的前提是打破不同民族之间的语言壁垒，其中翻译无疑起着首屈一指的作用。随着“世界文学”时代的逐步走近，不同国家、不同民族、不同文化背景下的文学交流日益频繁、文学关系日益密切，文学翻译面对着具有极大语言差异的异质文化体系，难度大大增加，翻译研究也就成为文学研究、尤其是比较文学研究中至关重要的领域。一部优秀的作品之所以享有长久的世界性声誉，与不同国家、不同时代的译作是分不开的，通过对这些不同译作的比较研究，我们能够看出一部作品在译入语国家的传播、接受及产生影响的情况，及其所折射出的不同译者的不同身份、风格和所处的不同时代背景。日本比较文学家野田丰一郎说：“作为比较文学家的工作之一，是存在着对同一作品的两种以上翻译的对比研究。根据这个方法，我们能够理解同一作家产生的几种微妙的印象。这样说来，同时也能够理解到那个作家对于外国影响的质量和范围的变迁。”[1]（P87）由此可见，比较文学视域下的翻译研究并不是对译作高下优劣的价值判断，而是重在关注不同文化和文学交流的一种文学研究。20世纪后半期以来，随着翻译研究的文化转向，比较文学译介学作为一门独立的学科受到越来越多的重视，翻译理论不断更新，出现了埃斯卡皮的“创造性叛逆”说、埃文-佐哈尔的多元系统理论、女性主义翻译理论等，与此相应，比较文学视域下的翻译研究成果也日益繁荣。 　　《老人与海》是美国作家海明威生前出版的最后一部小说，也是获得评价最高、最集中地体现了海明威写作风格的一部小说。《老人与海》于1952年9月发表于美国《生活》杂志，1953年即获普利策奖，1954年又帮助海明威获得诺贝尔文学奖，此后迅速被译为多种语言，风行世界各地。它简洁明快的语言风格、诠释不尽的象征意义以及主人公表现出的重压之下的优雅风度征服了一代又一代的普通读者及文学研究者，以其不朽的艺术魅力获得了永恒的艺术生命。在我国，《老人与海》同样受到广泛欢迎，五十年代至今已出现了近20个不同的译本，其中比较著名的有海观、吴劳、李锡胤、黄源深等译本。而事实上，中国最早的译本是1952年12月由香港中一出版社出版的署名范思平、实为张爱玲翻译的《老人与海》[2]，以及1952年12月1日至1953年1月23日在台湾台北市《大华晚报》上连载的余光中翻译的《老人与大海》。这两种译本虽在原著发表的同年即在港台面世，但大陆地区正式出版则分别在2012年和2010年。与大陆读者见面时，张爱玲译本并未有太大改动，余光中译本则经过了他本人的大力修正，全书所改在一千处以上[3]（P4）。张爱玲是我国现当代文学史上最独具特色也最受欢迎的女作家之一，余光中则是享誉两岸的著名诗人，二人同为读者所熟悉和喜爱。然而，他们的身份、创作风格和所处的文化语境却差异很大，因此，他们的译作也在不同方面有着较大差别。文章试图结合女性主义、译者的主体视域、文化学派等翻译理论，分析研究张爱玲《老人与海》译本与余光中《老人与海》译本（2010年版）在感情色彩、语言风格和文化传译方面的不同，以及这些不同产生的原因。 　　一、感情色彩：女性的细腻与男性的粗犷 　　海明威被称为“硬汉”作家，他作品中的主人公大都是有着铮铮铁骨和不屈灵魂、面对重压依然表现出优雅风度的男子汉，甚至有学者评价其小说世界中“只有男人，没有女人” [4]。《老人与海》中的圣地亚哥也不例外，他孤独一人在无边的大海上与大鱼、鲨鱼惊心动魄的搏斗与毫无畏惧的勇气，使他成为永远打不败的“硬汉子”的典型代表而铭刻在读者心中。这样一部充满男子汉气概的作品在女性译者和男性译者笔下，必然会展示出不同的感情色彩。 　　（一）张爱玲：女性意识的彰显 女性情感的流露 　　由于曾经就读于女校以及亲人的影响，张爱玲从小就对女性有深切的关怀。作为一位女性作家，她在作品中始终关注着女性的命运。她塑造了多个感人至深的女性形象，如《倾城之恋》中的白流苏，《金锁记》中的曹七巧，她们都是男性话语社会中的受害者，她们的不幸代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