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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翁兴学”对发展西部民族教育的启示 　　摘要：“文翁兴学”为汉代文翁在蜀地发展教育、兴办官学以促进蜀地由野蛮落后走向开化文明的历程。西部民族地区教育发展是民族地区发展的基础。“文翁兴学”的历史经验对发展西部民族教育具有借鉴作用，其价值主要体现在以下方面：宏观包容的政治环境是西部民族教育发展的根本；任用有优良素养的教育主管官员是西部民族教育发展的关键；科学系统的教育管理举措是西部民族教育发展的推进器。 　　关键词：文翁兴学；西部民族教育；教育先行 　　中图分类号：G750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4-9324（2016）33-0122-03 　　在我国悠久的历史长河中，有作为的政府官员不计其数，但其中因主管教育留名青史的却屈指可数。汉代文翁便是其中翘楚。“文翁兴学”为蜀地由野蛮落后走向开化文明奠定深厚的人文基础，其历史经验对发展我国当代西部民族教育具有重要参考价值。 　　一、“文翁兴学”对发展西部民族教育的重要意义 　　西部民族地区主要指我国西北和西南的新疆、云南等12个省市、自治区的少数民族地区。该地区的发展事关民族团结和国家稳定，同时也影响着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目标的实现。现代社会中教育乃发展的基础性力量，故“教育先行”无疑是民族地区发展的基本策略。 　　长期以来，环境恶劣、地理偏远、人口稀少、信息不畅等不利因素制约着该地区的全面进步和教育发展。尽管国家曾经采取多种举措促进其发展，但与全国教育发展的平均水平相比，该区教育发展依然相当落后，特别是忽视教育的落后观念依然广泛存在。 　　发展西部民族教育可以以史为鉴。早在西汉早期，蜀地（今成都地区）也曾“辟陋有蛮夷风”[1]，“非齐鲁诸儒风声教化之所被”[2]。但在汉景帝、武帝时期文翁主政蜀地“兴学”之后，“由是大化，蜀地学于京师者比齐鲁焉”[3]。《汉书》卷89《循吏传》载：“至今巴蜀好文雅，文翁之化也。”“兴学”后不到百年，蜀地便出现如王褒、严遵、扬雄等影响全国的一流文人。在以后漫长岁月中，蜀地延续注重教化的传统，经济富足、文化发达，李白、苏轼、陈子昂、薛涛、陈寿、郭沫若、巴金、张大千等历史名人灿若晨星，“天府之国”美誉天下，逐渐发展成为中华文化在西南地区的分中心，促进了华夏主流文化在西南边疆地区的传播和西南边疆的稳定。剖析和借鉴“文翁兴学”的成功举措，无疑对于发展我国当代西部民族教育，促进西部民族地区稳定、繁荣和进步大有裨益。 　　二、“文翁兴学”对发展西部民族教育的启示 　　纵观“文翁兴学”的始末，其重要价值主要体现在以下方面。 　　（一）宏观包容的政治环境是西部民族教育发展的根本 　　教育基本规律告诉我们：教育属于社会大系统中的一部分，受到一定社会的经济和政治因素的制约。同理，文翁能在蜀地大肆兴学并卓有成效，离不开西汉文帝、景帝时期特殊的政治氛围，离不开当时最高统治者景帝、武帝的支持。 　　“文翁兴学”实属“能首儒学”。[4]汉武帝时采纳董仲舒的建议：“罢黜百家，独尊儒术“。“文翁兴学”以儒家思想为教化的主要内容，无意中正符合此管理思想的衍变，得到汉武帝大力支持和表彰不足为奇。“至武帝时，乃令天下郡国皆立学校官，自文翁为之始云”。[5] 　　但“文翁兴学”却肇始于汉景帝时期。景帝时的治国理念却是黄老学说。“文翁兴学”形式上励精图治、改革创新，表面上与保守的、主张清静无为的黄老学说似乎大相径庭。在某种程度上，没有汉景帝的赏识和宽容，“文翁兴学”就会胎死腹中，也自然就没有了后来汉武帝的肯定了。 　　汉景帝时的黄老学说指在不违背基本原则（危害社会稳定和国家安全）的基础上，国家管理者（帝王和各级政府官员）顺势而为，相信臣属与民众的忠诚和能力，使其自我管理、自我实现。管理者一般不做过多的干预。即使有必要的干预，也尽量以教化、诱导和激励的柔性管理为主，而非秦朝时来自外部的严苛刑法进行强制，防止苛政和扰民，避免激化矛盾。管理者只需知人善任、用人不疑，赋予臣属与民众尽量多的自由管理权，从而实现“抓大放小，无为而治”。管理者自身管理举措相对保守，但对下属却蕴含着尊重和包容，体现以被管理者（或民众）为本的理念。汉景帝对于蜀地的管理就是“无为而治”理念的胜利。 　　汉景帝选择了“少好学，通《春秋》，以郡县吏察举……仁爱好教化”[6]的文翁做蜀地的太守后，对他充分信任，放手使其行使职权。对于当时“萧规曹随”的大环境而言，绝大多数地方管理者创新管理的动机相当微弱。通过“兴学”来教化民众、通过教育来移风易俗而进行地方管理实在是文翁的创举。对此汉景帝并没有否定文翁的“不合时宜”将其罢免、撤换甚至责罚，而是宽容和接受，使文翁在蜀地坚持改革，并最终取得成效。因为作为管理者的汉景帝知道，文翁的创举实质没有违背黄老学说的基本理念，乃利国利民之举。 　　可见，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