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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四时期翻译文学的多元系统解读 　　内容摘要：五四时期外国文学的译介在中国出现了声势浩大、崭新的局面。根据埃文-佐哈尔的多元系统假说，翻译文学在特定文学多元系统内的位置会对翻译的选择产生重大的影响。五四时期译介俄罗斯文学作品的数量最多，译者对于俄罗斯文学作品的选择具有较强的现实目的性，优先选择那些有助于救国或者启蒙的作品来翻译，被译介进来的俄罗斯文学鼓舞着中国人民进行革命斗争，给中国的新文学树立了典范。 　　关键词：五四时期 翻译文学 多元系统 俄罗斯文学 　　一.多元系统论 　　20世纪70年代，埃文-佐哈尔攻读博士学位，研究文学翻译理论。他感受到传统的文学和翻译研究以价值判断为准则来选择研究对象，孤立地比较译文和原文的对应关系，忽略了许多与翻译有关的因素，无法全面地描述和解释翻译现象。而当时没有一种理论工具能不带价值判断地来描述已发生的现象，于是，埃文-佐哈尔在形式主义和结构主义的基础上，提出了多元系统论，以求改变文学和翻译研究的落后状况。 　　多元系统论认为，各种社会符号现象不是由各不相干的元素组成的混合体，而是一个系统。这些系统又是由若干个不同的系统组成，而不是单一的系统；这些系统行为不同，却又互相依存，并作为一个有组织的整体而运作。任何多元系统都是一个较大的多元系统，即整体文化的组成部分；同时，它又可能与其他文化中的对应系统共同组成一个大多元系统。任何一个多元系统里面的现象，都不能被孤立地看待，而必须与整体文化甚至是人类社会中最大的多元系统，即世界文化中的现象联系起来研究。[1] 　　二.翻译文学的位置与行为的关系 　　埃文-佐哈尔指出，多元系统中的各个系统并不平等，而是处于不同的阶层，有的处于中心，有的处于边缘。各个阶层之间无休止的斗争，构成了系统的动态共时状态。[2]14翻译文学作为一个系统在文学多元系统中可能处于中心位置，也可能处于边缘位置，这由多元系统的格局而定。翻译文学处于中心位置，是指翻译文学在塑造多元系统的中心部分的过程中，扮演着举足轻重的角色；而翻译文学处于边缘位置，是指翻译文学对于重要的进程并无影响力。[2]75 　　一个系统的行为模式，与它在多元系统中的位置有关。翻译文学占据中心位置时，翻译活动会参与创造新的、一级的模式的过程，不惜打破本国的传统规范；翻译文学只占有边缘位置时，往往采用目标文学里现成的二级模式。[2]79 　　三.五四时期翻译文学的位置 　　埃文-佐哈尔提出可从“量”的角度来判断翻译文学是在中心还是边缘，例如翻译作品发表的数量是否大于原创作品，读者多不多等。但埃文-佐哈尔更着重从“质”的角度来衡量翻译文学的位置，他认为，翻译文学处于中心时，它极有可能跟文学史上的重要事件扯上关系，而最瞩目或最受推崇的翻译作品往往是出自主要的作家（或即将成为主要作家的前卫分子）手笔的。[2]75 　　五四新文化运动及文学革命运动，从发生到发展，都受到了外国文化思潮和文艺思潮的直接影响。大规模的外国文学译介活动，是文学革命的重要组成部分。当时的文学翻译目的性明确，旨在通过译介西方先进的资产阶级文化来对抗中国的封建文化，通过引进外国文学来彻底改造中国文学。五四期间，出现了许多文学团体和纯文艺期刊，文学翻译变得有系统、有组织。在《新青年》、《小说月报》等杂志的带动下，翻译活动大规模开展，其声势远远超过近代。《小说月报》、《创造》、《新潮》、《语丝》、《文学周报》等刊物都竞相译介外国文学，几乎所有的文学革命的发起者和参加者都做过译介外国文学的工作，如胡适、陈独秀、鲁迅、周作人、瞿秋白、沈雁冰、郑振铎、耿济之、田汉、刘半农等，都是热心的外国文学翻译家。在短短几年内，西方文艺复兴以来各种文学思潮及相关的哲学思潮都涌进中国。[3]19综上可以判断五四时期翻译文学是处于中国文化多元系统的中心位置的。 　　对于五四时期翻译文学占据中心位置的原因多元系统论也给出了很好的解释。埃文-佐哈尔认为在三种情形下翻译文学会占据多元系统的中心：（一）多元系统尚未形成，即是说，文学系统依然“年轻”，仍在建立的过程中；（二）文学系统处于一组相关的文学的大体系中的“边缘”位置，或处于“虚弱”状态，或两者皆然；（三）文学系统出现了转折点、危机或真空。[2]76 　　在第一种情形下，年轻的文学要把新发现的（或更新了的）语言尽量应用于多种文学类型，使之成为可供使用的文学语言，满足新涌现的读者群，而翻译文学的作用纯粹是配合这种需要。年轻的文学的生产者因为不能立时创造出每一种他们认识的类型的文本，所以必须汲取其他文学的经验；翻译文学于是就成为这个文学中最重要的系统之一。[2]76作为新文学语体的白话，一是从古代、近代的白话文学承传而来，二是从生活中的日常言语汲取源泉，但如何使古代白话转化为现代白话，将日常言语提炼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