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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春秋决狱及其影响 冀慎增 2012119040 法双2012级1班 摘要：“春秋决狱”是中国古代有重要影响的一种断案方式，即除了用法律外，可以用《易》、《诗》、《书》、《礼》、《乐》、《春秋》六经中的思想来作为判决案件的依据。它是汉朝审判制度的一大特点，也是中国法系儒家化的一个重要标志。它在中国法制史上存在了900多年，占中华文明史的近五分之一时间，对整个中国法制的进程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关键词：春秋决狱、春秋、原心定罪、影响 正 文 春秋决狱又称“引经决狱”、“经义决狱”，是指司法机关在审理案件的过程中，以儒家思想作为判案的指导思想，直接引用《春秋》等儒家经义分析案情、认定犯罪，并按经义的精神解释和适用法律的一种审判形式。它是汉朝审判制度的一大特点，也是中国法系儒家化的一个重要标志。 《春秋》原是孔子编纂的鲁国编年史，记述了自周平王东迁以后鲁国以及其他周边诸侯国的史实。在这本史书中，孔子借叙述历史之机阐发了自己的各种政治、伦理及哲学观点。因此《春秋》遂被后世儒生奉为经典著作，《史记?太史公自序》说，《春秋》一书是“礼义之大宗”。书中的许多观点也被当作不可怀疑的儒家经典而被代代遵循。除了最常被引用的《春秋》，其他经典，如《诗经》、《礼记》、《论语》、《孟子》等有时也会被引用，如现存的董仲舒春秋决狱的六个事例中，就有三条分别引用《诗经》、《礼记》和《论语》。 这种由西汉中期儒家代表人物董仲舒提出的，在特定的历史背景下产生的司法制度从汉武帝时代开始，在魏晋南北朝时期形成了明确的法律制度，直至唐朝儒家思想和法学完全结合在一起，“礼法合一”而结束。它在中国法制史上存在了900多年，占中华文明史的近五分之一时间，对整个中国法制的进程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推行春秋决狱的历史背景 首先，汉朝的法制指导思想由黄老思想的“无为而治”、“与民休息”变为董仲舒提出的儒家“德主刑辅”等理论，春秋决狱制度的确立就是其典型表现。 经过汉初“无为而治”的推行，改变了战乱后社会生产被严重破坏、经济凋敝、国库枯竭的局面，为汉王朝奠定了强大的物质基础，政权得以巩固。但这也使得各诸侯王国和地方豪强的财力得到积累，实力不断增强，竭力想要摆脱中央的控制；此外，边疆地区，匈奴频频入侵。此时“无为而治”的策略很难适应新的形式，汉武帝采纳了董仲舒提出的维护封建大一统和专制王权的儒学，汉朝的法制指导思想开始转型，这为春秋决狱的诞生提供了前提。 其次，汉代法律多抄袭秦律，虽然汉朝初期的统治者吸取秦朝灭亡的教训，曾宣布废除秦朝严酷的法律，但为了法律的延续性和完整性，实际实行、颁布的法律仍是类似秦律的重刑制度。随着生产力的发展和百姓生活质量的提高，社会逐步趋于稳定，这样的酷刑就不能再适应当时社会，百姓多有反感，酷刑反而不利于社会和谐。这使得人们需要一种能宽省酷刑的制度。 然后，随着时间的推移，此时儒家思想逐渐深入人心，在民间的影响力得到空前扩张，更多的接受儒家思想洗礼的人逐渐进入到封建官僚队伍中，使越来越多的儒家思想人物被选拔到高层。董仲舒得到汉武帝的提拔重用后，曾当过大中大夫、江都相、胶西相等职，就连辞官回乡之后，朝廷每有重大案件，都会去请教，使其有机会、有条件更多地参与到司法中去。 在司法审判的实务中，董仲舒等人提倡以《春秋》等儒家经典为指导，还组织编辑《春秋决事比》（又称《春秋决狱》），收录232个以《春秋》决案的典型案例，在整个汉朝的司法审判中，《春秋决事比》实际上成为当时的判例法。从此，春秋决狱作为一种独特的司法制度，登上了历史的舞台。 春秋决狱的基本原则 汉朝统治者推行《春秋》决狱，最基本的原则就是“原心定罪”。 一提及“春秋决狱”，但凡对中国法律史稍有了解者就会立即想到“原心定罪”四个字。董仲舒自己也指出：“春秋之听狱也，必本其事而原其志。志邪者不待成，首恶者罪特重，本直者其论轻。”“春秋决狱”的核心在于“原心定罪”，即根据人的主观动机、意图、愿望来确定其是否有罪和量刑的轻重，这种动机论曾被后人评论“《春秋》之治狱，论心定罪，志善而违与法者免，志恶而合于法者诛。”而动机的判断方式则根据其是否符合《春秋》等儒家经典所体现的儒家道德，符合春秋中的“微言大义”就是“志善”，即使违法，也可以从轻处罚；相反，犯罪人主观动机严重违反儒家倡导的“忠”、“孝”之精神，即使没有造成严重危害后果的，也要认定为犯罪，并予以严惩。 除“原心定罪”原则外，根据儒家道德要求，在推行春秋决狱时，还有“亲亲尊尊”、“恕及妇孺”等原则，在程树德《九朝律考》中，还从春秋决狱的具体案例中抽象和引申出了“父子相隐”、“夫死无男得更嫁”、“君子大居正”、君亲无将“等原则，这些原则都对后世法律和判例造成了很大的影响。 春秋决狱的推行历史 对于春秋决狱的起止时间，一般认为它开始于汉武帝时期，并在两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