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析黎庶昌的经世致用思想及其教育改革实践.docVIP

浅析黎庶昌的经世致用思想及其教育改革实践黎庶昌作为沙滩文化的代表人物之一，晚清著名的外交家和散文学家，被誉为贵州睁眼看世界的第一人。走近黎庶昌，解读这位在当时被称为贵州“三巨儒”之一的文化大家。值得世人称道的是，他还是一位主张经世致用的学者，并以经世致用的思想积极思考教育，力主教育改革和实践，其成就令世人瞩目。那么，何谓经世致用？《辞源》中对“经世”的解释为：治理世事；另外，对“经济”的解释为：经国济民；对“经世致用”的解释为：尽其所用。《辞海》的解释为：明清之际主张学问有益于国家的学术思潮。由此可以给经世致用下一个定义：经世致用就是关注社会现实，面对社会矛盾，并用所学解决社会问题，以求达到国治民安的实效。这一思想体现了中国传统知识分子讲求功利、求实、务实的思想特点以及“以天下为己任”的情怀。黎庶昌正是用经世致用的思想，与时俱进的国际眼光，提出改革中国封建教育的科学建议，创办“新学”，是一位不折不扣的教育改革家。一、学习儒学经典，接受传统科考黎庶昌出生于贵州遵义沙滩的一个书香门第，12岁便跟随杨开秀先生学习传统儒学经典文化和科举应试知识。然后师从伯父黎恂，同时受表兄郑珍、内兄莫友芝等的教导和影响。其中黎恂为清嘉庆十九年进士，曾任浙江桐乡知县，学识渊博，晚年辞官返家时用薪俸购买了大量古籍带回沙滩让黎氏子弟阅读。他作为一名边远山区的文人士子，要想从根本上改变自己的人生命运，自然摆脱不了当时科举考试制度的命运。即便个人拥有胸怀天下、济世之才，也必须参与科举考试。在此大环境下，黎庶昌本人当初发奋求学的根本动力最终也是为了科举入仕，当时的他还是认同科举取士这一制度的，也希望通过科举入仕改变自身的地位。二、梦断科考仕途，萌生教育改革然而，随着黎庶昌阅历的不断丰富，加上自身及才华横溢的内兄莫友芝屡次参加科举考试的失败，他逐步认识到科举制度埋没人才的弊端，并因此而引发了深刻的思考。1862年朝廷颁发求言诏书时，落寞潦倒的黎庶昌“冒犯天威”，将当时社会存在的种种弊端陈述出来上呈朝廷，明确提出人才对于国家振兴的重要性，同时客观地指出了当时科举考试存在的种种弊端。这些大胆的进言，直击朝廷选拔人才不得其道，实质上是黎庶昌本人对当时教育制度的一种理性思考。黎庶昌提出不能因循守旧，要加以改革，去除科举存在的弊端，并提到国家要通过多种途径招揽人才，不能只用科举考试一条路，只有这样，国家才能振兴。他的这些言论超出当时一般士子的思想，符合当时的社会实际，更是体现了他经世致用的进步观点。1876年，黎庶昌随郭嵩焘出使西欧。在欧洲诸国，黎庶昌深刻感受到欧洲的文明和国家的强大，他特别留意了欧洲各国的学校教育，并特意参观了学校，并用客观公正的语言描述了当时学校的情况。所有男女都有权利接受教育，凡是孩童年满八岁未上学的，父母皆会受到处罚，学校所教授的科目有文词、医理、书写、算学、弹琴、奏乐、歌唱、手工、科学、农务等学科，反观我国的教育，学校尽为官员和富家子弟开设，女童不能入学，仍奉行“女子无才便是德”的封建思想，学校所教授科目仍为科举考试的八股文内容，与西欧国家的教育形成了强烈的对比，让黎庶昌逐渐形成变革体制、兴邦强国的思想，这对于当时处于风雨飘摇中的晚清政府及教育情况的实际而言，可谓是一个巨大的创举。三、效法西欧办学，励志教育实践如果说黎庶昌在旅欧期间其教育改革还处于思想阶段，那么，从驻日本大使后，他的教育改革便开始积极付诸实践。1881年至1889年，黎庶昌以道员身份两次出任中国驻日本大臣，开启了其独特的文化外交风格，他以自己渊博的学识游走于日本朝野，同日本朝野文士建立了深厚的感情，维护了国家的尊严。当时翻译人才缺乏，他深知，要建立好与各国及驻任国的外交关系，首先就要了解各国的情况，熟悉各国的风土人情，必须培养翻译人才。在六年的驻日期间，黎庶昌亲眼目睹了日本国力的日益强大，他深感教育的重要性和紧迫性。光绪十七年（公元1891年）出任四川川东兵备道员兼重庆海关监督后，个人出资在重庆创建川东洋务学堂，招收优秀学子，习中文、英语、数学，聘请饱学且通洋务者为老师，甚至自己亲自授课，讲解东西洋各国概况或讲授古文等传统文化，并选派优秀学生到西欧留学等，要求学生尤其要注意考究西洋兵船、枪炮、铁厂等。1893年，又聘任教育家江瀚为重庆东川书院山长，改革和调整东川书院，实行新式教学，使西南教育焕然一新。纵观黎庶昌一生，其经世致用的思想在其人生过程中不断升华和蜕变，从开始幻想以科考入仕，以自己所学改变自身地位，然后为民请命。当和众多士子一样科考屡次失败后，目睹国家的衰败，他便积极思考科举考试的积弊，萌生了对教育的改革思想。其实，这未尝不是黎庶昌经世致用的人生态度。参考文献：危兆盖.黎庶昌的文化观[J].齐鲁学刊，1991（2）.注：本文系2014年度贵州省高校人文社会科学研究基地黔北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