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亲亲相隐”思想的法理资源.docVIP

“亲亲相隐”思想的法理资源编者按：“亲亲相隐”肇始于春秋时期的儒家思想，是中国古代容隐制度的发端。千百年来，其已演变成中华法系传统中的一项特色法律制度。新中国成立后，“亲亲相隐”被视为封建糟粕而未被立法借鉴和吸收。在当下中国法治建设的语境下，如何认识“亲亲相隐”？研究“亲亲相隐”的意义何在？本刊就此系列问题采访郭齐勇教授。被误读的“亲亲相隐”当代贵州：近年来，学术界有关儒家“亲亲相隐”的问题一直争议不断，焦点之一就在于对“隐”字的理解，作为儒学研究者，您对此如何解读？郭齐勇：要解读“亲亲相隐”的“隐”，首先得熟悉《论语?子路》篇第十八章。上面记载了这么一则故事，孔子率众弟子周游列国到楚国时，楚国的叶公告诉孔子，说他们乡里有个人很正直，这个人因为父亲顺手牵羊而向官府告发。孔子于是对叶公说，在鲁国乡下，正直的人正好与此相反，“父为子隐，子为父隐”。在这里，“隐”通常被解释为隐瞒错误，也有学者认为“隐”通“?a”，是?a栝、矫正的意思。但我个人比较赞成清人刘宝楠在《论语正义》一书中的注疏，该注疏总结前贤的释读，又引证相关文献中对这一故事的论说，比较完整、准确。刘宝楠在解读“隐”字时沿用《说文解字》注为“蔽”，进一步，他又引郑玄注《礼记?檀弓》“事亲有隐而无犯”的“隐”：“隐谓不称扬其过失也”。《论语正义》接着说：“盖子之事亲，当时微谏，谕父母于道，不致有过误。若不幸而亲陷不义，亦当为讳匿。”从中可以看出，“隐”至少含有两个义项：一是不公开告发、宣扬;二是微谏，即委婉地批评。也就是说，在儒家的语境中，当父亲犯下日常生活中的寻常之过，做儿子的不要动不动就向官府告发，或在大庭广众下宣扬父亲的过失，而是在隐讳不公开的同时，私底下采取和风细雨的态度批评和规劝，让父亲自己纠正错误，这样效果可能会更好。当代贵州：“亲亲相隐”的思想在《孟子?尽心上》第三十五章里也有所体现，当舜的父亲瞽瞍杀了人，孟子出的主意是让舜偷偷背着父亲逃跑，这一假设命题曾被解读为“以权谋私”，并认为是现代腐败的根源。对此，您怎么看？郭齐勇：《孟子?尽心上》里这一章的故事是伦理学上有名的推理，它把忠孝两难的问题突显了出来，这要从两方面来分析。首先，皋陶既然为“士”，他的职责当然是维护法的公平性，而法的公平性是建立在人人平等、没有特权的基础上。所以，假如舜的父亲瞽瞍杀人，即便瞽瞍有天子之父的尊位，皋陶也不能让他逍遥法外，而应绳之以法。从另一方面讲，舜何以自处呢？舜既是天子，也是人子，如何平衡两者之间的矛盾？孟子给舜出的主意是：让舜从公权力的职位上离开，与父亲在一起，享受天伦之乐。孟子是不是赞成腐败、徇私舞弊、徇情枉法？儒家“亲亲相隐”的提倡，是不是该对后世的腐败现象负责任？我们讲，腐败是对公权力的滥用。而孟子这样的设计，一方面针对天子的尊位，另一方面针对亲子的情感，两者都不相伤。我们要考虑的是，孟子所构设的，是将对象推到极端的情势下让人去考量人性的最本源。“亲亲相隐”这句话里，“亲亲”是儒家仁爱思想的立足点，原始儒家的仁爱，正是从对亲人的爱开始，并由此推扩开来的。“亲亲相隐”是人性的普遍存在当代贵州：作为古代容隐制的主要思想资源，“亲亲相隐”被立法确定下来是什么时候？如何看待这种思想的制度化？郭齐勇：在孔孟时代，“亲亲相隐”只限于伦理，并没有进入法律层面。但后来随着中国法系的建设，“隐”字逐渐演变为“隐匿亲人的罪”、“隐匿犯了罪的亲人”的意涵，这是社会法律实践的需要。从秦律（如《云梦秦简?法律答问》）就开始规定，罪犯的亲人可以回避，并且不允许亲人告发指证，反之论罪。汉代董仲舒《春秋》决狱，从公羊学中发掘父子相隐，并推广到养父子相隐。到汉宣帝地节四年颁布诏书（《汉书?宣帝纪》），彻底放弃“重首匿之科”的刑罚原则，正式在道德和法理上保护亲情，承认隐匿。此后，“父子相隐”的思想逐渐推扩至夫妇、祖孙的关系，并为历代刑律所遵循，直到民国。儒家法思想强调情、理、法的协调，立法的根据无外乎人情之实，以情为本，法方不致沦于抽象蹈空，强为划一。可以说，“亲亲相隐”及容隐制体现的正是维护家庭稳定的人文关怀，是严酷的专制法律中的一个亮点。在本土法律文化中，孔子“父子相隐”思想制度化为汉、唐、清律的“同居相为容隐”、“亲属相为容隐”，也意味着亲情、私领域得到保护，某种意义上，这种个人权利与隐私权意识的生长也制约了专制皇权。当代贵州：西方是否有“亲亲相隐”及容隐制的思想？郭齐勇：应该承认，在“亲亲相隐”及容隐的问题上，西方思想史和中国思想史、西方法律史和中国法律史，都拥有许多共通性。譬如，在柏拉图的《游叙弗伦篇》中，苏格拉底非难游叙弗伦控告老父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其实，不只在古希腊，近代西方也有关于这个问题的讨论。法国启蒙主义大师孟德斯鸠在《论法的精神》中商榷了两条法律条文。一条是：盗窃者的妻或者子，如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