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卿会审”与现代司法.docVIP

“九卿会审”与现代司法摘要：“九卿会审”制度是我国古代社会中典型的行政、司法合一的司法体制，历经数千年，至今对我国现代司法仍有很深的负面影响，而当代中国正在坚持构建社会主义法治社会，要想实现司法事业的进步，就必须要加强科学的现代司法建设。关键词：九卿会审；现代司法；司法独立于行政中图分类号：D6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4-9324（2015）05-0116-02“九卿会审”是一种会审制度，明朝称其为“九卿圆审”，清朝改为“九卿会审”。在清朝的法律中有明确规定，在发生社会重大案件时，由大理寺卿、都察院都御史、六部尚书等九个重要官员组成会审机构对案件进行分析和审理，最终结果由皇帝决定。值得注意的是，在这九个高官中，只有刑部尚书、大理寺卿和都察院都御史这三个是司法官，其他的则是行政官。由行政官来审理案件，可以说明以下问题：第一，司法官无法决断这类案件，需有行政官来参与审断。第二，行政官有足够的权力去涉足司法领域。第三，司法相对来说专门水平不高，即使是非司法官也可以参与其中。另外，可以想象，如果用投票方式决定案件的处理，司法官很有可能要服从行政官，因为后者的人数占有绝对优势，司法官则处于劣势。一、“九卿会审”的起源及发展“九卿会审”的雏形在西周时期就已具备了。《周礼》中记载的“三刺”制度就体现了“会审”精神。其基本内容是：在西周时期，凡重大疑难案件首先交给大臣们来讨论，群臣讨论尚不能决定，再交由群吏们讨论，还不能决定者，最后交由所有国人商讨决定。以后，会审不断发展，汉朝有“杂治”，即：当重大案件发生时，需要御史大夫、丞相、廷尉三方联合起来进行审理。唐朝有“三司推事”和“三司使”，其基本内容是，如果中央或地方发生重大案件时，需要“三司推事”进行审理：大理寺、刑部、都察院。到明、清两朝，会审制度有了进一步的发展，会审的形式更多了。明朝除有“九卿圆审”外，还有“三法司令会审”、“大审”、“朝审”、“热审”等。清朝除沿用了明朝的“九卿圆审”外，还创制了一个“秋审”。秋审是清朝实行的死刑复审制度，由詹事、九卿、科道以及军机大臣、内阁大学士等人在秋天的八月于金水桥西进行复审。纵观上述不同形式的内涵和本质与“九卿会审”是相同的，即通过行政官、非司法官共同参与司法过程，然后再决定审判方案。这种由非司法官参与的会审制度在中国盛行了数千年，直到20世纪初进行法制改革后才被废除。然而，中国传统的司法制度与理念根深蒂固，至今仍对我国现代司法有着深远的负面影响。二、“九卿会审”对现代司法的负面影响上述各种形式的会审制度表明，中国传统司法既不独立，也无权威。在这一制度下，不仅君主集立法、行政、司法等国家大权于一身，而地方长官也十分相似，他们以行政职能为主，还兼有其他职能，司法亦是其中之一，司法没有独立性。由于司法处在附带的从属地位，突出的是行政等地位，行政官和其他非司法官都可参与司法，决定司法问题，这就造成司法缺乏应有的地位，其权威则更加无从谈起。司法不独立和无权威可以说是中国传统司法的两个重要特征。中国正在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这就决定了中国必须逐步建立起现代司法。西方是现代司法的发源地，它强调司法的公正性和严明性，特别提倡司法独立和司法权威。司法独立要求司法与行政、立法分立，它的好处是可以避免任何权力和个人的干涉。司法权威要求司法官职业化和精英化，它的最大特点是审判的结果不容更改，有严格的执行体系，这个体系不会受到其他主观因素的影响，这是现代法治的集中体现，也是现代司法的基本要求。然而这一切和中国传统司法相比都相去甚远，因此说，中国传统司法在很大程度上对现代司法产生的是一种负面影响，一种不利于推进社会主义法治进程的影响。三、现代司法要求司法独立首先，树立现代司法理念要明确两个基本问题：（一）司法权的性质司法权的性质可以从以下两方面来探讨和分析，具体如下：司法权在国家权力体系中的地位。司法权是中国权力体系中的重要内容，它是执行立法机关法律的一种权力，主要是指审判权。奴隶社会时期，行政权与司法权没有严格的划分，君主是高度的集权者，其拥有立法、司法、行政等多种大权。到了封建社会，司法审判制度有了较大的完善，但司法仍被包含在行政中，皇帝同样是司法大权的指挥者和控权者，他决定着所有案件的裁判决定，如前所述的“九卿会审”。在地方，司法权这项权力被掌握在地方行政官手中。司法开始逐步地脱离行政，实行独立审判的任务，是资产阶级革命提出来并付诸实施的。资产阶级革命的启蒙思想家们创立了权力分立学说，以立法、行政、司法“三权分立”的模式构筑了资产阶级国家的政治体制。这以后，司法权正式与立法、行政对立起来，成为国家的一项重要权力。此后的二百多年中，在欧美西方国家，权力分立理论和分权制得到了较强的贯彻和实践。具体到我国的国家权力划分方法，它与西方的“三权分立”原则有极大的不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