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失误”抑或“策略”.docVIP

“失误”抑或“策略”摘 要： 超额与欠额辩证统一地存在于翻译实践过程中，既受语言、文化等客观因素的影响，又受作者、译者、读者、赞助人等主观因素的影响。超额与欠额的产生，可能是译者认知不足或认知过度而导致的翻译失误，也可能是体现译者主体性的翻译策略。关键词： 超额翻译 欠额翻译 失误 策略一、引言Peter Fawcett认为，作者在表达自己的意图时，往往将其和源语读者共享的一些背景知识隐去，译者在翻译时必须拥有这些背景知识，并熟知源语和目的语预设的异同，保证译文读者与源语作者共享这些预设信息，才能准确理解并把源语作者的全部意图传达给译文读者[1]。事实上，翻译时要实现这三方的共享是很难的，由于语言、文化的差异，以及作者、译者、读者、赞助人等个人因素，翻译过程中难免会出现超额或欠额的现象。二、超额翻译与欠额翻译超额翻译（overtranslation）与欠额翻译（undertranslation）是Peter Newmark提出的，在谈到翻译过程中“意义流失（loss of meaning）”现象时，Newmark认为，造成意义流失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主要的流失是“超额翻译”（增加细节）和“欠额翻译”（增加概括）的连续体[2]。在界定自己的核心翻译理论“交际翻译”与“语义翻译”的概念时，Newmark指出，交际翻译往往更简洁、直接、流畅，符合译入语习惯，倾向于“欠额翻译”；语义翻译往往较复杂、精细、晦涩、笨拙，侧重的不是源语作者意图的传递而是思维过程的再现，倾向于“超额翻译”[2]39。后来，Newmark又对交际翻译和语义翻译的概念进行了修正，认为任何翻译在某种程度上都必定是交际翻译和语义翻译、社会和个人的共同体[2]62。由此可见，在Newmark看来，翻译中的意义流失是不可避免的，任何翻译都是体现着“欠额”的交际翻译和体现着“超额”的语义翻译的共同体，超额翻译与欠额翻译辩证统一地存在于翻译实践过程中。关于超额翻译与欠额翻译产生的原因，Newmark在上述文章中虽未详细论述，但也提到了四个方面的原因：文化差异、语言差异、源语作者及译者个人因素，在他后来提到三个“二分法”时，又特别强调了译语读者的重要性。国内学者关于翻译中产生超额与欠额的原因的研究也基本上基于这几个方面。三、是“失误”还是“策略”翻译的过程本质上是一个信息再加工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由于受到语言文化的差异及译者主体性等个人因素的影响，必然会出现信息的增减，即超额与欠额现象的发生。超额翻译与欠额翻译到底是翻译中的“策略”还是“失误”，是译者出于特定目的的有意识的行为，还是由于译者认知上的局限，抑或是对翻译原则的误读而导致的无意识的增删？国内学者对超额翻译与欠额翻译大多持否定态度，认为是译者的失误，在翻译过程中应当积极规避或补偿。王晋瑞认为超额翻译是一种翻译过头，欠额翻译是一种翻译不足，是译者对原语作者和译语读者语境是否共享问题上做出了错误的估计[3]。乐金声认为欠额翻译造成了源语信息不应有的流失，增加了译文的不透明度，主张通过音译、直译加注、释义、增益、归化等手段对欠额翻译进行文化补偿[4]。岳峰认为欠额翻译是造成文化精髓流失的主要原因，译者尤其要对欠额翻译进行适当的补偿，力求让另一种文化下的读者正确理解译文[5]。陈卫斌在界定欠额翻译与超额翻译的“度”的基础上，提出了概略化、具体化、语境增益、归化、加注、音译禁忌等规避策略，以减少翻译过程中超额翻译与欠额翻译的发生[6]。学者们大都主张通过译者的主观努力解决翻译过程中语言文化层面存在的客观差异。实际上，除了语言文化方面的差异外，个人因素如译者的认知也是造成翻译过程中出现超额与欠额的重要原因。不同的译者在翻译同一文本时会出现不同的超额与欠额，同一译者在不同时期、不同背景下翻译同一文本时也会出现不同的超额与欠额。译者是翻译的主体，作为一个具有独立思维、文化立场和价值观的个体，在翻译中进行有意识的增删是十分常见的现象。傅东华先生认为翻译不同性质的作品应坚持不同的标准，像《飘》这类畅销小说，可读性比忠实性更重要，翻译时为了忠实于全书的趣味精神，就把其中一些跟情节发展关系不大、冗长的、会使读者厌倦的描写整段删除了[7]。埃兹拉?庞德在翻译中国古典诗歌时也是将自己的理解注入翻译中，主张“译作即是新作”。Evan King在翻译《骆驼祥子》时，将原著的悲剧翻译成了喜剧，并删减了很多情节，故事结局变成祥子通过奋斗取得事业的成功，并从妓院把小福子解救出来，该译本整体上而言是最接近原著风格的译作，“这种结尾迎合了大众读者的心理预期，而且也与战后美国极力宣扬通过个人努力而获得成功的基调相吻合”[8]。钱钟书先生曾说：“无色玻璃般的翻译会得罪诗，而有色玻璃般的翻译又会得罪译。我进退两难，只好把这看做是两害相权择其轻的问题……。”[9]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