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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代黄继善所著《史学提要》，叙述上古至元统一的历史，除了介绍历代王朝更替，帝王世系之外，也简略介绍了各类重大史事，乃至文化业绩。 叙述南宋抗金史事时写道：“绍兴以来，始用鼎浚，张韩刘岳，兵声大振。南侵不利，金国事多，秦桧为间，极力主和。岳飞被戮，张赵远窜，胡铨一疏，志士扼腕”。 古人评价历史蒙学读物：“人物之生世，世运之变也，君之贤否，数之短长，或一统而瓜分，既离而复合，不出千言，要提意贯，可谓博而约，简而明也。” 古代启蒙历史教材在编撰时，不仅吸收了我国古代史家编撰史籍的精华，还从蒙学教育的特点出发，充分考虑到儿童的年龄与心理特征。 在借鉴其它各类蒙学读物体例编撰的基础上，形成了自己独特的编撰体例，大致有咏史诗体、千字文体、蒙求体，歌诀体等。 咏史诗体是我国古代诗歌的精华，作者通过对历史人物、历史事件和历史遗迹的讽咏，借以表达了自己的思想情感和议论见解。 千字文体是借助识字教材体例，全书限用1000个不重复的字，简要叙述历史发展过程及重要的历史事件与历史人物。 蒙求体是古代历史启蒙教材中用得最广泛的一种体例，它源于唐代李翰所著《蒙求》，其意取自《易经》，“匪我求童蒙，童蒙求我”，其意是有不白之事，可就此而决疑，后众多蒙学读物都以“蒙求”命名。 歌诀体借鉴了民间歌谣与口诀的长处，便于儿童记诵，阅读朗朗上口。 古代历史启蒙教材编撰体例的多样风格，适应了不同层次，不同兴趣爱好的儿童学习历史知识所需，有利于蒙学教育过程中的因材施教。 历史蒙学读物的编撰，多用四六言韵语和对偶形式，文字生动，格式整齐，读之有韵味，朗朗上口，易为儿童所诵记。 宋代学者项安就认为：“古者教童子多用韵语……欲其易记也”。旨在于谐于唇吻，使儿童喜闻乐道，便于诵记，这值得我们编撰历史读物所借鉴。 四.古代历史教育在摆脱经学的束缚中艰难曲折地逐步得到发展 孔子修订《诗》、《书》、《易》、《礼》、《乐》、《春秋》，在当时只是作为教科书供学生学习，并没有什么特别重要的意义，也无“经”之称。 西汉武帝时，由于“独尊儒术”，才将孔子编撰的文化历史典籍立为经，并在京师长安建太学，设五经博士，以“经”来教育学生，在对经书研究的基础上，逐渐产生了经学。 学者们从封建大一统立场出发，以儒家纲常名教为理论依据，尽力探讨《春秋》大义和《尚书》词旨，忽视了对历史本身的研究，因此也束缚了史学的正常发展。 但其中汉儒们为了通经，必须讲究训诂名物及典章制度的沿革，所以对史料的保存与研究，也产生了一定的影响,其中许多学者就是由通经而转向治史的 魏晋时期，战争频繁，社会动荡，经学衰微，其本身对史学研究和历史教育的束缚有所减轻，史学开始由经学附庸的地位，发展成为一门独立学科。 一是表现在目录学分类上，有了“经、史、子、集”的四类分法，表明史学地位的提高，并一直影响到清代，清《四库全书》就是按此分类的。 二是表现在独立设置史学研究机构和史学专门学校，从此史学在分科研究和分科教授上取得了相对独立的地位。 唐代经学有了发展，出现了《诗》、《书》、《礼记》、《周礼》、《仪礼》、《易》、《左传》、《公羊传》、《谷梁传》等九经，经学仍是学生学习的主要科目，他们往往通过读经获得有关历史知识。 唐代统治者较为开明，在提倡读经的同时，也注重史学的“垂鉴”作用 。 宋代经学发展为理学，并在唐代九经基础上，加《论语》、《孝经》、《尔雅》，从而称十三经。 理学家朱熹又将儒家的《大学》、《中庸》、《论语》、《孟子》集成并加以注释，称为四书。 宋代统治者对经学十分重视，规定科举考试题目皆出自“四书” 。 清代，封建文化专制主义加强，文网疏密，为保性命，清儒们潜心故纸，注重训诂考证，因此，经学在此时发展成为考据学，这对历史研究和历史教育都产生了直接影响，使其发展受到束缚。 古代统治者维护封建统治，大力提倡经学，造成了以经学为主，经史不分的局面。治史必先习经，习经也须通史。 明代学者王世贞认为：“天地间无非史而已，‘六经’，史之言理者也。” 李贽也说：“《春秋》一经，春秋一时之史也。《诗经》、《书经》二帝三王以来之史也，而《易经》则又示人以经之所自出，史之所从来……故谓‘六经’皆史可也。” 清代学者章学诚继承“六经皆史”的观点，进一步主张：“盈天地之间，凡涉著作之林皆是史学，” 他非常推崇黄宗羲为代表的浙东学派“学以致用”的主张，指出：“三代学术，知有史而不知有经，切人事也；后人贵经术，以其即三代之史耳，近儒谈经，似于人事之外别有所谓义理矣。浙东之学，言性命必究于史，此其所以卓也” 。 古代历史教育中这种经史不分，相互影响的特点，对历史知识传播和史学研究，既有束缚其发展的消极因素；也有其保存传播史料的积极因素，古代历史教育就是在摆脱经学的束缚中，艰难曲折地发展着。 五.古代历史教育中的精华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