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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契约文书看清代清水江下游地区的伦理经济摘要：清水江下游地区，随着明清时期木材贸易的兴起，社会经济发展迅速，民众经济意识逐渐增强，并利用契约文书构筑了一个以伦理为支撑的协商社会。通过梳理契约文书，发现白契的份数远多于红契，说明民众彼此之间可以很好地遵守这并无国家法律效力的契约规范，实现经济秩序的良好运行，这就是礼制维系之下的伦理经济现象。并且，由于血缘、地缘与神灵相结合而衍生的乡约与道德规范，使伦理观念始终伴随在清代清水江下游地区的社会经济发展之中。关键词：契约文书；清代；清水江下游；伦理经济中图分类号：F129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4-621X（2012）02-0036-10引言清水江下游地区在明清时期逐渐被纳入到国家的经营范围，尤其以丰富的森林资源而备受关注，是明清时代“皇木”②②明、清两代的京城南京和北京，在兴建宫殿的过程中，均定例向黔、川、湘等省的少数民族地区征派杉、楠、樟等木材，供宫苑之建设，故名曰“皇木”（参见贵州省编辑组：《侗族社会历史调查》，贵阳：贵州民族出版社，1988年版，第7页）。的主要采集地。待至“皇木”的采办由官及商，商品经济便应运而生，由此也加剧了当地山林和土地的买卖，围绕财产权属问题出现了各类丰富的契约文书。从1964年贵州省民族研究所的调查材料到1988年出版《侗族社会历史调查》，锦屏县的契约文书由此受到学界之关注。近年来，也因清水江文书不断的发掘与整理，清水江下游逐渐成为学术界关注的一方热土。但通过检索已有的研究成果，可知目前主要集中在社会经济史和法制史上。例如张应强着力于人类学领域和社会经济史研究，通过对清水江下游乡村社会生活的描述及村落社会历史衍变过程的梳理来考察清水江下游的木材贸易及乡村社会变迁；③③参见张应强：《木材之流动：清代清水江下游地区市场、权力与社会》，北京：三联书店，2006年版。罗洪洋致力于考察从人工造林到林木买卖等林业生产全过程中的法律问题；④④参见罗洪洋：《清代黔东南锦屏人工林业中财产关系的法律分析》，昆明：云南大学博士论文，2003年6月。徐晓光则注重通过对历史中存在的林业经济纠纷事件的梳理，试图勾勒出清代至民国时期清水江流域林业的法制全貌。①①参见徐晓光：《清水江流域林业经济法制的历史回溯》，贵阳：贵州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而以契约文书来讨论伦理经济这一视角的研究成果似未见到，只是在2010年11月在“锦屏文书暨清水江木商文化研讨会”上，张新民、张应强、谢晖等学者开始思考将“礼”“信”等概念引入到对清水江下游地区经济交往的研究中来，提出清水江文书中大量白契的存在，是清水江中下游地区伦理经济存在的主要支撑材料。实际上，在徽州文书的研究者中，日本学者岸本美绪业已阐释了中国小农中存在的“道义经济”，②②参见岸本美绪著，刘迪瑞译，胡连成审校：《清代中国的物价与经济波动》，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0年版，第6181页；又可参见三浦?兀?　岸本美?w，　?v本照夫编：《比较史のアジア所有?契约?市场?公正》，东京：东京大学出版会，2004年版。张研亦通过契约文书订立过程中的“乡规俗例”看到了“道德经济”的存在[1]28。因此，本文首先通过对清水江文书中白契③③契约分为红契和白契，白契是民间私人土地或山林买卖、租佃的契约文书；红契则盖有官府钤印，具有法律效力。在杨国桢看来“官府钤印的卖田‘红契’及其附属的官文书，是具备完全法律效力的文件；‘白契’在实际生活中也具有产权证明的性质，但从法学观点看它只是不完全的文本”（参见杨国桢：《明清土地契约文书研究》（修订本），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9版，第54页）。的统计，阐述清水江下游伦理经济存在的表现，并从4个方面详细解释其原因，以期改变传统社会认为该边圉之地“人以剽悍为上，苗以劫夺为生”④④王复宗等修撰：《康熙天柱县志》卷上《风俗》，载《中国地方志集成?贵州府县志辑》第22辑，成都：巴蜀书社，2006年版，第58页。而毫无秩序可言的观念，同时也试图为研究清水江下游木材贸易长期繁荣提供更为全面的知识体系。一、清代清水江下游地区的经济发展“清水江流域是在清雍正年间开辟‘新疆’之后，才真正被纳入中央王朝的直接统治”[2]4，此前一直处于“化外之地”，或许是“受限于山区地形环境，政府公权力迟迟不能施展”[3]125。不过，由于气候温和、雨量调匀，清水江下游形成了“层层白石宛云联，古树弯弯曲与穿。自昔蟠根几错节，于今拔地更倚天。纵横老干神龙似，苍古青萌翠盖然。次日巍巍殊可仰，未知初植是何年”⑤⑤锦屏县志编纂委员会办公室编，姚炽昌选辑点校：《锦屏碑文选辑》，锦屏印刷厂1997内部印刷本，第14页。的森林生态状况。于是大明帝国早在武德九年（1514年）就开始到这里采办“皇木”。⑥⑥《明实录?武宗正德实录》卷117，正德九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