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心雕龙》“术”的范式意义.docVIP

《文心雕龙》“术”的范式意义摘 要：《文心雕龙》无疑是我国文论史上颇具影响力的文艺理论著作，也代表了文艺的第一次觉醒所标示的成果。而其中关于“文术”的卓见，更是与后世大行于世的“法“有着密切的关联，特别是与清代翁方纲的“肌理说”有着内在的一致性，而翁氏亦可看作是深识文理的重要一人。关键词：《文心雕龙》 术 法《文心雕龙》几乎全篇覆盖了对“术”的精微推阐，特别是通过文体论部分的文类源流考与创作论部分的写作要术指导以及全方位的“术”之理论内涵的鉴定与殊致多方的阐发，我们不难发现“术”在刘勰这里其实是一个统摄范围相当宽泛的概念，而最为深刻的是，他所建立的“术”论实际是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产物，也就是既有技术层面的推进之方，又不失理论上的观照与总结。这一点，詹?A讲得很明白，他说：“我感到《文心雕龙》主要是一部讲写作的书，……但这部书的特点是从文艺理论的角度来讲文章作法和修辞学，而作者的文艺理论又是从各体文章的写作和对各体文章代表作家作品的评论当中总结出来的。”杨明也说：“纵观全书，我们感到刘勰努力把有关文章写作的一切前人论述都网罗无遗，并加以自己的亲切体会、深入细致地分析，再按自己的意图，组织成体系。”的确，刘勰正是通过对前人理论的总结与艺术手段积累的提炼来建构理想之文的。特别是对于“文术”的推阐与后世大行于世的“法”存在着很大的关联，这一点是很重要的。诚如骆鸿凯在《文选学》中所指出的，“唐以前论文之篇，自刘彦和《文心》而外，简要精切，未有过于士衡《文赋》者。顾彦和之作，意在益后生;士衡之作，意在述先藻。故彦和以论为体，故略细明钜，辞约旨隐。要之言文之用心莫深于《文赋》，陈文之法式莫备于《文心》。”由此可见，《文心雕龙》在文法的研讨方面确实是开唐以前集文论之精华的典范之作，具有承前启后的范式意义。翁方纲在将自己的“肌理”说与传统的诗法论贯通起来的过程中，曾经提出：文成而法立。法之立也，有立乎其先，立乎其中者，此法之正本探原也;有立乎其节目，立乎其肌理界缝者，此法之穷形尽变也。杜云：“法自儒家有”，此法之立本者也;又曰“佳句法如何”，此法之尽变者也。夫惟法之立本者，不自我始之，则先河后海，或原或委，必求诸古人也。夫惟法之尽变者，达而始终条理，细而一字虚实单双，一音之低昂尺黍，其前后接笋，乘承转换，开合正变，必求诸古人也。我们知道，翁方纲谈“肌理”包含了内容层面的“义理”和形式技巧层面的“文理”。而“义理”大体指向了上文所说的“正本探原之法”;“文理”则相应地指“穷形尽变之法”。但是不容忽视的一个很重要的问题是，翁方纲的“肌理”是在研究《文心》的基础上赋以诗学的含义，并以考据作为外壳。也就是翁氏所标举的“肌理”，其渊源竟是承续《文心》的“术”论而来。顺着这一思路，我们发现《文心》在文体论部分“原始表末，敷理举统”的正本探源中直寻的恰恰是儒家之学的内在理路，特别是对以“宗经”为枢辖的范式体系的建构。总的说来，刘勰正是利用人们“法古”的思维习惯，先将自己的“术”论溯源到圣人那里，为其理想之文的建构寻得立论的渊薮，然后再分条缕析地对圣人经典展开精神脉络的深刻剖析，而在这个过程中，“文之枢纽”明显充当了纲与首的范式作用，“创作论”则是接续其旨并作为支撑文章骨骼活络的细密文法而存在。这样一来，刘勰的“术”论架构就有了兼具法之先后的贯中效应。而更具实践意义的则是对于包括了“附会”“章句”“通变”等细密精微之“术”的具体发挥。至此，“术”与“法”就存有了内在的一致性和涵容性。既然“法”在刘勰这里也兼具了“正本探源”与“穷形尽变”的内涵，那么，这就牵涉到了寻“法”的问题。然而必须指出的是，我们在这里谈“术”与“法”的关联，并不意味着二者的完全等同。实际上同样作为文学规范性的准则，两者的出现与内涵所指是有着差别性界定的不同场域，尤其是随着江西诗派的兴起，“法”更具权威性与普适性，这就不得不迫使我们去探究从“术”到“法”在中国文论史上的纠结与绾合问题。关于此，笔者将另辟专文加以探讨，此处暂时不论。所谓“神而明之，存乎其人”，同理，“法”在这里不是玄虚飘渺的东西，根本上来讲还是要以法则示人的。于是，刘勰从圣人那里寻得一套规范与成法，而关键是运用这套规范能够造出不同的风格。换言之，这套法不是我的独创，乃是从古人那里寻来的，但是运用的对象不同创作出的风格自然不同。这就是翁氏所说的：“诗文之赖法以定也审矣。忘筌忘蹄，非无筌蹄也。律之还宫，必起于审度，度即法也。顾其用之也无定方，而其所以用之，实有立乎法之先而运乎法之中者。故法非徒法也，法非板法也。”可见，“法”在这里乃是一种具有普遍性和约束力的“范式”，处于形而上的“法”没有固定的形态可言，但一旦形之于文则就会产生“体变万殊”的效果。我们刚刚提到了“体”的不同，刘勰专列《体性》篇探讨“八体”的问题，并认为“八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