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民培训需要“供给侧改革”.docVIP

农民培训需要“供给侧改革”有一本书值得向对三农问题感兴趣的朋友推荐――法国人孟德拉斯在1964年所写的《农民的终结》。孟德拉斯在书中以法国为例雄辩地说明传统意义上的自给自足的农民已经不存在了，现在那些从事农业生产的人们在农村地区从事家庭经营，参与市场交易，这个过程在本质上与现代化企业的生产经营过程毫无二致，所以农民已经转变为“农业劳动者”。这本书在20年后的1984年再版，作者写下了这样几句话：“这本书是一个文明的死亡证明书，这个文明在生存了10个世纪之后死去了……在一代人的时间里，法国目睹了一个千年文明的消失，这文明是它自身的组成部分。”原来，孟德拉斯所说的农民的终结其实是农业文明的终结，人们不再进行个体化的自给自足的生产，不再继续生活在一个封闭的小社会中，而是更多地参与到全国性甚至全球性的社会生活和市场交易中。这个带有工业化色彩的新的文明与传统农业是格格不入的，因为传统农业的个体化色彩浓厚，不同的施作者、不同的时间、不同的地块、不同的种子、不同的水源都有可能形成不同的生产方式，而这些差异恰恰是工业化需要消灭的东西。所以尽管农业继续存在、乡村仍在发展，但传统农民终结了、传统乡村瓦解了。中国农业文明和传统农村的瓦解进程应该是从新中国成立后真正开始的，在宗族势力被革命的同时，中国大踏步工业化，农业人口规模化向工业转移。而到了改革开放后，这个进程大大加速，目前在全国很多地方已经没有多少“农村剩余劳动力”了。改革开放之初，费孝通等人曾希望农民离土不离乡，这样既可以进行工业化，也可以保证农村与农业不会变得破败;但实际上农民一旦离开土地，他们就把漂流的终点放在了全国甚至全球。所以孟德拉斯关于农业文明终结的预言也适用于中国。青壮劳动力离土也离乡之后，中国农业却连年丰收，我们是如何做到的？仅我所看到的江苏部分地区而言，农业的生产、经营方式产生了巨大的变化：首先，技术进步取代了生产经验，成为农业发展的主要推动力量。农民早已不再自己育种而是购买种子，机械化栽种收割取代了人工，化肥农药农膜成为重要的生产工具……这个过程与工业化生产大幅提高确定性的效果显然是等价的。生产确定性的提高说明人的因素继续下降，在技术进步面前劳动者的技能与经验再一次落败了。其次，由于青壮劳动力的流失和家庭财力的增加，许多农户实际上成了“农业企业”，他们向来自经济欠发达地区的人们发布作业信息、外包农业生产。我们看到这些地方的农业生产已经被来自安徽等地的农民所垄断，可以想象向那些有着农民身份的江苏当地人提供农业培训时会得到他们怎样的回应。最后，每年的收割季人们都会在国道、省道上看到大量的联合收割机，驾驶这些机器的农民们从海南开始，像追赶太阳一样追赶各地的收割时间，一路向北直至内蒙。他们以及那些异地大量承包农田的农民的出现，告诉我们农民们已经专业化了，只不过由于话语权的缺失以及农业生产的复杂性，这种专业化还没有得到许多人的认同。以上的情况告诉我们，至少在江苏，传统意义上的农民也已经终结了，工业化所标榜的规模化、标准化、专业化等思想已经渗入到农业生产的每一个环节。现在的问题是农民、农村、农业都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农业培训以及农业培训的提供者们跟上这些变化的节奏了吗？由于农业技术和生产方式变迁的速度不断加快，农业劳动者中肯定存在巨大的培训需求，但正如本期材料所揭示的，农民们对所谓的“新型农民培训”参与意愿并不高。我们只能推论出目前所提供的农业培训已落后于今天的农业技术与生产方式，无法引起农民们足够的兴趣。用一个流行的词来说，今天的农业培训需要的是“供给侧改革”。如果用学校教育来类比培训，传统农业培训是一对一的学徒制，工业培训是大班授课制，而目前的新型农业所需要的是小班授课制。这是因为现代农业门类繁多，每个专业门类的地域性又很强，所以其规模不可能无限扩大，于是现代农业就呈现出多门类、小规模的特点。那么农业培训就应该向敏捷生产和工业4.0提倡的定制化规模生产思路学习，生成灵活、有针对性的培训项目，开发定制的、小范围的培训课程，开展面向实际问题的课程实施与评价。但这种应然的培训方式在现实面前却不堪一击，因为传统的以农技推广部门为主体的农业培训要么规模过小，要么过于注重技术方面的培训，难以应对农民的多元需求;而职业院校尽管有足够的培训容量，但这些学校多停留在工业化大班授课的阶段，开展定制的小范围教学的能力仍然不足。要改变职业院校面对农业培训时的尴尬处境，加快职业院校的组织管理形态改革是一项关键举措，这正是我们提出农业培训需要供给侧改革的出发点。尽管有人认为供给侧改革的提法有偏向供给学派之嫌，但我相信中央提出这一改革思路是希望供给侧认真对待需求侧的诉求，从而形成更流畅的供需关系。在农业培训方面，职业院校和培训机构也应该更多地关注中国和本地农民、农业、农村的最新变化，了解真正的培训需求，开发出地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