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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则的模式 律师们极为倚重法律权利和法律义务这两个互相关联的概念。我们说某人有一项法律权利和义务，我们是在把这一声明作为提出权利或者要求的合理根据，也是在把它作为批评公务人员行为的合理根据。但是，我们对这些概念的理解是非常肤浅的，而且，当我们试图说明何为法律权利与义务的时候，我们常常陷入困境。我们可以不假思索地说，某人是否负有一项法律义务，由适用于他的案件的具体事实的法律所决定，但这个答复无济于事，因为我们对法律这个概念的理解有着同样的困难。我们习惯于把我们的种种难题概括为法理学的一些经典问题：“法”是什么？当双方对于一项法律的命题持不同意见时，这种情况是经常发生的，他们的分歧何在？我们如何决定哪一方是正确的？我们为什么把“法律”规定的事称为法律“义务”？在这里，“义务”是否只是一个艺术词汇，仅仅意味着法律的规定？或者，法律义务与道德义务是否有联系？我们是否可以说，至少在原则上，我们履行法律上的义务与履行道德上的义务具有相同的理由？这些问题并不是在阴雨天猜谜作游戏。它们是不断产生的困窘的根源，并且不断地敦促我们注意。当我们必须以某种方式解决我们必须解决的问题时，它们困扰着我们。假设，一个新的隐私权案件告到法院，而且并不存在原告所主张的法规或先例。但事实是，这个社会的大多数人都认为个人在“道义”上应享有特定的私生活自由的权利，这一事实在法院的判决中应起什么作用？又假设最高法院下令释放某些囚犯，原因是最高法院现在认为警察机关使用的程序是宪法禁止的，虽然最高法院先前的各项判决都支持这些程序。为了前后一致起见，最高法院对于先前经过同样程序定罪的所有其他囚犯是否都必须下令释放？当一个法院面临类似的问题时，“法”和“法律义务”这些概念上的难题就变得十分尖锐了。这些并发症是一种长期慢性病的结果。日复一日，我们把人们送进监狱，或剥夺他们的钱财，或者依靠强制力迫使人们去做他们不愿意做的事情，为了证明这些行为有理，我们说这些人犯了法，或者未能履行他们的法律义务，或者侵犯了他人的法律权利。甚至在那些很清楚的案件中（如抢劫银行者或故意违反合同者），当我们自信某人负有一项法律义务并且违反了这一义务时，我们却不能令人信服地说明违法含义是什么，也不能令人信服地说明为什么国家有权惩罚或强制他。我们可以自信地认为我们的行为是正当的，但是，在能够确认我们所遵守的原则之前，我们不能肯定它们是充分的，或者我们是否正在前后一致地适用它们。在不太明确的案件中，是否违反一项义务的问题由于某种理由而引起争议时，那些令人烦恼的问题就出现了，我们对此作出回答的责任也就越大。 某些法律家（我们可以称之为“唯名主义者”）认为，我们可以用无视这些问题的办法来解决它们。在他们看来，“法律义务”和“法”的概念都是虚构的，是法律家们有意无意创造出来并加以支持的。我们在这些概念中发现的难题不过是这种虚构的说法的症候罢了。它们是不真实的，因而是无法解决的。我们对它们的关心正表明了我们盲从的一个特点。我们应该把这些难题和概念一起抛弃，扔掉这些超重的包袱去追寻我们重大的社会目标。这个建议有一定的诱惑力，但它却有致命的弊端。在我们能够确定我们的法律和法律义务的概念是虚构的之前，我们必须先确定它们是什么。我们必须能够说明，至少粗略地说明，我们大家所相信的那个东西是错误的。但是，我们问题的核心是，仅仅做到这一点也有很大难度。确实，当我们思考法律是什么，法律义务又是什么的时候，我们正是在寻求一种理论：我们怎样使用这些概念以及使用这种所承担的概念上的承诺。在我们拥有这样一种理论之前，我们不能断定我们的实践是愚蠢的或是迷信的。当然，唯名主义者认为，他们知道我们这些人是怎样使用这些概念的。他们认为，当我 们说到“法”时，我们的意思是指储存在概念仓库里等待法官去发现的一批不变的规则，当我们说到法律义务时，我们的意思是指围绕着我们的神秘规则形成的无形锁链。主张存在这种规则和锁链的学说，唯名主义者们称之为“机械法理学”，他们嘲笑这种理论的实践者，这是对的。但是，他们的困难在于怎样找出所要嘲笑的实践者。到目前为止，他们运气不佳，未能把机械法理学家们关进笼子并展出示众（他们捕获到的所有样本甚至包括布莱克斯通和约瑟夫·比尔，但在仔细阅读了他们的著作之后，就不得不把他们都放了）。无论如何，有一点是很清楚的，即大多数法学家们在谈到法和法律义务时，脑袋里并不具有唯名主义者所描述的那些东西。对我们的实践进行一次粗略的检查就足以证明这一点，因为我们谈论法律的变化与进展，谈论有时候法律上的义务是有问题的。我们以这样或那样的方式表明，我们并不醉心于机械法理学。但是，我们的确使用法和法律义务的概念，而且我们的确设想对于惩罚和强制的社会保证是以那种通行的方式写下来的。可能的情况是，当这种实践的细节坦露无遗时，我们所使用的概念将被证明是可笑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