制度的强化与意义的流失.docVIP

制度的强化与意义的流失摘要： 儒家学说、儒学教育、科举制度是维系清代皇权政治的重要措施。其中，儒家学说是清王朝的政治意识形态，儒学教育是传播儒学与培养儒学人才的途径，科举制度是选拔儒学人才的制度保障。在三者关系上，儒家学说是意义所在，居于主导地位；儒学教育承担传承儒学并培养儒学人才的职责，居于中心地位；科举制度是选拔儒学人才的制度保障，是维护意义与选拔人才的手段。但是，在发展过程中，科举制度不断被强化，进而主宰了儒学和培养儒学人才的教育。结果使得儒学、教育与科举制度共同陷入被动：儒学的意义不断流失进而成为被质疑的对象，儒学教育非但不能推动社会变革甚至无法适应政治需要而面临被改造的命运，科举制度则被认为是恶制而终被废止。关键词：科举制度；儒家学说；儒学教育；僭越；蜕变；异化；式微；人中图分类号：G519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2-0717（2016）02-0086-06收稿日期：2016-01-20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项目教育学一般项目“教育活动史研究与教育史学科建设”（BOA130117）。作者简介：李忠（1972-），男，陕西吴起人，教育学博士，天津大学教育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从事教育史、教育社会学的教学与研究；李桐，亓婷婷，天津大学教育学院硕士研究生。儒家学说、教育、科举制度是维系清代皇权统治的重要措施。其中，儒学是清王朝的政治意识形态，教育是传承儒学与培养人才的基本途径，科举制度是选拔儒学人才的保障。在三者关系上，儒家学说是意义所在，居于主导地位；教育的职责在于培养儒学人才，处于中心位置；科举制度是人才选拔的保障机制，是维护意义与选拔人才的手段。然而，在实际运行中，作为手段的科举制度不断被强化并主宰了儒家学说与教育。如此做法，使得科举制度与儒家学说、教育同时陷入被动：儒学的意义不断流失进而成为被质疑的对象，教育因无法培养出推动社会发展的人才而面临被改造的命运，科举制度则因无法保证儒学传承与选拔出堪付使用的人才而成为众矢之的。科举制度的这种结果，对处理高考制度与教育之间的关系具有启发意义。一、科举制度的强化继“察举制”与“九品中正制”之后出现的科举制度，本身是优化选择的结果。科举制度在发展过程中，还不断得以完善。从“十科取人”到设置“常科”、“特科”，从“省试”、复试两级考试到“州试”、“省试”、“殿试”三级考试再到“童试”、“乡试”、“会试”、“殿试”四级考试，从直接命题考试到增加殿试、弥封、对读、誊录、锁院等规制，从分科考试到八股取士，从自由投牒报考到科举必由学校等等，科举制度得以持续完善。尤其是形成于明代的八股取士制度以及科举必由学校，改变了士子求学的趋向与学风。前者对答题文体做出严格规定，并将《四书》作为题目来源，要求考生“代圣人立言”；后者要求士子必须取得府州县学生员的资格方可参加考试，将学校合于科举。清代承袭明代做法，继续发挥儒学的意识形态作用，以科举制度作为保障，推动教育培养治术人才，并使科举制度得到进一步强化。其一，强化科举制度的“抡才大典”作用。早在1653年，顺治帝在上谕中强调科举制度的重要性：“贡明经，举孝廉，成进士，何其重也！”[1]。《清史稿?选举志》记载：“有清以科举为抡才大典，虽初制多沿明旧，而慎重科名，严防弊窦，立法之固，得人之盛，远轶前代。”[2]作为官员选拔制度，科举制度成为区分官民之间的界标。士子一旦跨过这一界标，意味着从被压迫阶层步入压迫者阶层，成为“人上人”。通过考试获得举人、进士功名的好处自不必说，即便获得秀才功名，也享有见官不跪、遇官司不锁等常人没有的特权。陈独秀曾指出：贫苦农民的儿子，举人、进士、状元不用说，连秀才的好梦都不敢做……农民的儿子如果考取了秀才，便是一步登天，也就是立了将来做土豪劣绅的基础，一生吃著不尽[3]。一位士子将没有入仕而沦为塾师视为奇耻大辱：“读书之士不能奋志青云，身登仕版，到后来入于教学一途，而以多得?金为事，此亦可谓龌龊之极矣。”[4]由于朝廷重视并强化科举的重要性，民间也认可科举的权威性与正当性，甚至将考试成功与否视作读书成败的标志。其二，明确科举程序。清代科举考试由童试、乡试、会试、殿试四级构成，顺利通过前一级考试是参加后一级考试的条件。童试虽为科举预备考试，却相当正规。以应试为目的的童子通过本县考试之后，成为“秀才”。为防止荒废学业，秀才须每年参加由知府主持的“岁考”，每三年参加由学政主持的“科试”，之后才有资格参加乡试。乡试每三年举行一次，时间在秋季，地点在省城，考中者称为举人。会试于乡试后的下一年二月举行，地点在京师，由钦差大臣主持，考中者称贡士。殿试于会试两个月后举行，由皇帝主持，考中者成为进士。为了防止舞弊并举得其人，清政府规定在乡试、会试之后分别要进行覆试，合格者方可参加会试或殿试。其三，规范考试环节。清代规定乡会试考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