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文阅读中“小人物”之乡土农民的心理挖掘.docVIP

现代文阅读中“小人物”之乡土农民的心理挖掘从一般层面上来说，乡土文学中的农民形象可看作是城市中“小人物”形象的雏形。如果说乡土农民是中国文化的奠基物质，那么城市“小人物”便是他们的进化形式。所有的现实都不能与历史相隔离，现当代文学的研究也不是一个独立的实体，对于现实的研究必须追溯其历史渊源，对一个民族文化心理的研究更离不开“历史”，离不开源头。中国的文学从农村中走来，根植于农村，因此农民的文化心态代表了我们民族的文化特性，从一定程度上代表了中国传统的思维方式、道德观念和心理状态等。在中国这个历史悠久的国家，无论在经济上还是文化上，农村始终包围着城市，农民是与自然和土地结合最为密切的人群，因此蒋巍认为“当中国的现代化、城市化影响全国每个角落时，我们的文学还处于‘农村包围城市’的状态，带有明显的农业文明时代的痕迹”。在乡土农民身上，人与自然相融合，纯然的乡土文学大都显得和谐与唯美，即便湮灭了可能的深刻与尖锐。譬如沈从文的《边城》、孙犁的《荷花淀》、萧红的《呼兰河传》、废名的《桥》，这些文本中没有环境作为异质性力量对人的压迫，人作为主体本身也没有个性的冲突与身份地位的漂泊差异，人的心灵是完整的，人与人之间是真诚纯朴的，现代都市文本中的挤压、异己、孤独、恶心、变形等心理情绪在这些纯然的乡土文本中是少有甚至是没有的。恰如赵园所确认的“广义农民文化，即使不等同于传统文化也是其重要部分，且因形态的稳定单纯而具体，易于标本化”。这些乡土文学中渺小的“小人物”们因周遭的和谐而非自主地消解了人生路上对自我对他人的徘徊与思索，因此他们虽然是文本的主体，却在人格上缺乏主题深刻性。例如汪曾祺《受戒》里的明海和小英子、《大淖纪事》里的巧云和十一子等，他们没有自主的个性，心中似乎有不如意，但趋于和谐和长久性，作者的主观意识很快强调性地抚平了这些不如意。类似这种主题和谐引发了中国文学发展形式上现代文学中“小人物”的多重性格的生发，本质上的和谐融入浮华的都市，从而造成了心灵与城市的矛盾与冲突。以2013年山东卷选取的余华《活着》一文为例，“我”遇到的那位名叫福贵的老人，身份便是一辈子生活在农村的乡土农民。要深刻把握这一人物形象，就需要学生充分理解乡土农民的心理特征。首先，老人与牛的和谐关系，包括给牛起了个与自己一样的名字，文章最后的描写“炊烟在农舍的屋顶袅袅升起，在霞光四射的空中分散后消隐了。女人吆喝孩子的声音此起彼伏，一个男人挑着粪桶从我跟前走过，扁担吱呀吱呀一路响了过去。慢慢地，田野趋向了宁静，四周出现了模糊，霞光逐渐退去。”小说的环境描写没有对人物起到压迫或扭曲的作用，而是反映了乡土农民与农村与自然的融合，所以教师可以引导学生抛弃现代生活中夹杂利益的矛盾与尔虞我诈的尖锐，以便更好地理解这段景物描写的作用。其次，小说讲述的是一个人和他命运之间的友情，这是最为感人的友情，他们互相感激，同时也互相仇恨，他们谁也无法抛弃对方，同时谁也没有理由抱怨对方。讲述人讲述了眼泪的丰富和宽广，讲述了绝望的不存在，讲述了人是为了活着本身而活着，而不是为了活着之外的任何事物而活着，这就是对小说主题的把握。最后通过小说中的具体描写，对人物的整体形象就有了深层次的理解。教师在引导学生把握文本的同时，始终要强调此类“小人物”的乡土本性，抓住这类乡土农民的本质心理特征。除了现实意义中的乡土“小人物”构建之外，另有虚构或记忆中已逝去的乡土人物形象，也就是意识形态领域的乡土形象，这类形象是城市“小人物”的生活对乡土农民生活的想像，以孙犁的小说最为典型。孙犁的创作已经受到当时都市流行意识形态的干扰，但他的作品仍然以一种纯朴与真诚唤起了人们意识形态领域中的美。《荷花淀》里的女人是坐在铺满月光的苇席上的，男人与女人爽朗而健康的笑声都焕发着和谐的诗情，这并非纯粹的现实的乡村，而是富有乡村味道的意境。孙犁曾说他创作《铁木前传》是出于对现实所刺激的童年的回忆，可是相反的是进入城市之后人与人之间却日趋遥远，便有了隔阂，于是在《铁木前传》里我们看到了两种不同的格调：一种是童年记忆所给予乡土的美丽和谐;一种是现实生活所给予异己压迫的冷淡隔绝。这两种格调在文本中被作者化为两种意识的斗争：就如赵树理的《三里湾》、《锻炼锻炼》中，对农民中一些小人物的自私、狭隘、懒惰有惟妙惟肖的刻画;《创业史》中梁老汉这一处于中间状态的农民形象更是对中国农民的高度概括，意识形态的有意介入打破了乡村固有的和谐性，从而使乡土风情尽失。这种和谐的消除并不是现代都市对乡土结构整体的破坏，因为这种和谐的消除是作者意识形态的冲突的结果，而孙犁作品中便保留着主体意识形态对乡土形式的破坏。2013年浙江卷选用的李清明的《牛铃叮当》展示的就是水牛与“铁牛”矛盾对比下，作者对水乡的今昔变化的感叹。“如今，利益的驱动让这样的老规矩开始面临挑战”、“自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