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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中国民办高等教育的改革发展策略收稿日期：2015-02-11作者简介：谭秋浩，广东医学院党委学生工作部部长（学生处处长），讲师，教育学硕士。（广东东莞/523808）摘 要：中国民办高等教育目前正处于从规模效益型向质量效益型发展模式转变和提升的关键时期。为此，教育改革非常有必要拓展思路，从思想观念、政策法规以及民办高校自身的办学实践等不同的方面深入反思民办高等教育的改革发展策略。关键词：民办高等教育;思想观念;法律和政策;办学实践;改革和发展中国民办高等教育目前已进入二次创业阶段。民办高等教育的首次创业阶段始于19世纪80年代，这个时期，它主要借助于公立高等教育体系无法满足日益膨胀的国民教育需求的有利时机获取了自己的生存空间，在发展模式上属于规模效益型;到了19世纪90年代后期，特别是1998年《面向21世纪教育振兴行动计划》正式提出并大力落实高等教育大众化发展目标之后，民办高等教育趁势快速发展，赢得了十多年的“黄金时期”。受毕业生就业压力日益加大、全国许多省份报名参加高考的学生总数日渐减少等因素的影响，民办高等教育在“后高等教育大众化”时期面临着日益严重的竞争压力，并迫使民办高校迅速实现二次创业，改变规模效益型的传统做法，尽快实现向质量效益型发展模式的转变。但是，从近几年的民办高校改革状况来看，成效并不明显。其原因既有思想观念上的落后，也有政策法规上的束缚，还有民办高校自身在办学体制和管理模式上的失误。因此，非常有必要对民办高校改革和发展的策略问题进行一次全面的反省和深入的探讨。一、思想变革和观念提升策略如同改革开放初期“姓社姓资”问题束缚经济改革一样，目前“能否赢利”的问题同样也束缚着民办高等教育的改革和发展。针对由此而造成的保守主义态度和行为，必须实行一场以“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为核心的观念革新运动。1.要树立一体化的观念。20世纪七八十年代以来，西方经济的普遍衰退和高等教育经费的大幅紧缩，促使西方诸国在将市场机制引进公立高等教育体系之中的同时，注重发展、扶持私立高等教育，注重调整、变革公立和私立高等教育系统之间的关系，并形成了两种典型的公立、私立高等教育一体化模式：一是私立高等教育的政府资助模式，以美国为典型代表，二是公立大学私有化模式，以瑞典、日本等为代表。1994年，瑞典的恰尔默斯技术学院宣布选择退出由国家控制的高等教育体系，转型为“基金制大学”，如同别国的私立高等教育机构般享有高度的创业型自治。[1]日本则在世纪转折时期大力推行独立行政法人化改革。这在日本国立大学的校长们看来，就是一种私有化改革。[2]上述两种模式各具优点。政府资助私立大学的模式有利于保持私立高等教育的最低质量，培养教育市场的竞争性主体，从而刺激教育市场的发育，促进教育质量的提高，但我国目前由于政府财力有限而没有借鉴。公立大学的私有化模式则有利于改制后的新大学采取灵活的市场机制实现高起点的办学。在我国主要表现为“国有民办”模式。“国有民办”的改制方式在实践上又有两种产物，一是依托公立大学兴建二级学院，二是改制已有的公立院校，如万里教育集团所新建的万里学院。目前这两种模式都因中央政策的调整，出现了新的变化。从更为根本的角度看，应积极构建独具中国特色的公立和民办高等教育的一体化模式。具体而言，就是要彻底改变民办高等教育目前在政策待遇和社会舆论上的“二等公民”地位，使民办高等教育从招生生源、教学内容和课程体系的设置到贫困生贷款、学生火车票优惠和毕业生就业，从土地征用、筹资渠道、税收到社会保障、风险基金和紧急救助机制等，都能享有与公立高等教育同等的待遇。这是我国目前民办高等教育的改革方向和发展目标，也是我国民办高等教育健康发展并实现建成一流民办大学目标的有力保障。2.要坚持不争论的态度。在保守力量相对浓厚的条件下，邓小平同志的改革策略是“不争论”，做了再说，甚至做了也不说。这种重实践的精神和强调“先行后知”的唯物主义态度很值得借鉴。关于民办高校，目前无论是学界还是政府，都忙于界定、厘清其产权性质、赢利问题等一些看似关键、实则大而无当的命题;与此相反，民办教育家们不断发展的业绩和持续成功的案例似乎在一而再、再而三地改写理论研究者们的案前命题――这本身就是对政府中保守主义者的过度谨慎、对理论界华而不实的不良文风最有力的嘲讽。因此，在目前应该持一种宽容的态度和“不争论”的立场，充分相信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力量，相信市场法则对民办高等教育在其发展初期的优胜劣汰，更相信民办高等教育与公立高等教育一样，都是一种准公共产品，其社会效益的外部性也将对我国经济和社会的发展做出其应有的贡献。3.要推行特色化的策略。特色化策略是使民办高校发展、壮大并展示其比较优势和特色竞争力的关键，是拓展其生存空间、把握其发展机遇的重要前提，因而也是实现民办高校可持续发展的根本基础。民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