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歌流派的经典化.docVIP

诗歌流派的经典化摘 要：诗歌流派“经典化”发生首先要依托于流派的美学质素层面的独特性、创建性以及经典价值的可阐释性，再者是外部文化政治下的建构逻辑对经典化的建构与推动。诗歌流派经典化的策略基本在上述两个前提之下，并且基本着眼于流派对经典化追求的主动与被动。关键词：经典化；论争；个体成员；主流话语权中图分类号：I06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2-2589（2015）14-0126-02诗歌流派经典化和论争的关系密不可分，论争在一定程度上开启了诗歌流派的经典化的过程。诗歌流派往往在论争中梳理和表达不曾正式成文发表的文学主张，而且业界常常在论争中对文学社团成员身份进行界定。更重要的是，论争还经常会起到黏合剂的作用，促使尚未严密组织的社团内部更趋近统一紧密。例如，文学研究会几乎没有发表过纲领性的文学主张，但是在与创造社的论争中，文学研究会“为人生”的艺术主张日趋明朗，并进行了分类和细化。无独有偶的是，新月诗派在与鲁迅等人的论争中由梁实秋具体表明了“尊严与健康”的文学追求，确立了新月诗派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的身份立场。一、论争与诗歌流派的经典化论争也往往是新势力涉足文学江湖要求划分文坛势力范围的有力武器，这尤其体现在五四后政权更替言论放松的十年。这样的传统是从新文化运动钱玄同刘半农的双簧信开始，鲁迅、胡适等人在与林纾、学衡派、甲寅派的论争得到了新文化阵营的完胜，并附带出一大批人的声名鹊起。文学流派在论争中，既解决了要求关注的无出路问题，又具有时效性。纵观现当代文学史，创造社、新月诗派、现代派、朦胧诗、第三代诗歌等大部分诗歌流派都陷入过论争，无论彼时是占上风还是下风，此刻几乎都安详地躺在文学史的经典系列中，其中创造社为最鲜明的范例。创造社是现代文坛典型具有挑战者姿态的攻击型选手，具有争鸣意识的创造社远在日本东京就已经在中国文坛的缺席而感到不平。1919年，在夏社积累一定出版和创作经验的郭沫若，读到《学灯》所刊康白情的诗作，惊讶道：“这就是中国新诗吗？那么我从前做过的一些诗也未尝不可发表了。”[1]此后，创造社开始了同人团体的孕育，终于在1921年6月8日，创造社诞生了。这以前，郭沫若已经是享誉国内的诗人，1920年宗白华主编的《学灯》在排版上将郭沫若《棠棣之花》安排在周作人译作《世界的霉》之后，由此，郭沫若率先高举标枪指向了周作人，在致李石岑的公开信上表示“创作是处女，翻译是媒婆。”[2]由此来开论者的序幕。1921年6月郑振铎的加入成功的开始了挑战对象转移的局面，郑振铎在《文艺旬刊》中发表了《盲目的翻译家》驳斥郭沫若的观点，继而郭沫若以《论文学的研究与介绍》进行反驳并发表译《浮士德》译作，以自己的诗作对翻译现身说法，在此篇文章发表的第四天，茅盾携《介绍外国文学的作品的目的――兼答郭沫若君》的加入使战火升级，创造社成员主将之一的郁达夫发表《文艺私见》响应郭沫若，二人不断以来往公开信《海外归鸿》系列抨击文学研究会的翻译粗糙滥制，张资平向文学研究会成员王统照、落花生的作品进行批评，而且创造社的批判对象几乎都一致的加入了文学研究会，至此，创造社全面进入战斗状态，“《创造》的创刊号，就是针对文学研究会的一个批判专号”[3]创造社参考政党成立的方式成为一个有组织有纲领有目标有计划性的社团，初入文坛的攻势可谓咄咄逼人。而且，创造社同人选择的最初攻击目标并非创作而是翻译，这是令人玩味的现象，背后原因无从查找但是却十分容易流于臆测。在笔者看来，翻译的领域似乎更有可操作的空间。彼时文艺圈空前看重翻译，文学研究会主将茅盾、郑振铎、王统照等在此时尚未有留学旅居的经历，郭沫若寄给郁达夫的公开信定名为《海外归鸿》，郭沫若的锐意进取之势可见一斑。郭氏发表《〈意门湖〉译本及其他》，在批评唐性天的翻译作品烂俗的同时，还不忘将周作人顺戈一击，对其重译《法国俳谐诗》的价值提出异议，并言明“我们似可更无捧心效颦削足就履之必要。”[4]并在不日之后推出与唐性天同一文本的翻译作品《茵梦湖》。《创造季刊》前期矛盾与郑振铎的批判郭氏译作的力度倍增，两个社团在不囿于学术探讨争鸣的范围里，在真知灼见和意气用事中相互作用，使得两个社团的纠葛日深。成仿吾、郑伯奇的助阵使诗歌创作继而推广到新文学理论建设。成、郑先后发表的《诗之防御战》《新文学使命》《新文学之警钟》《建设的批评论》几乎是全盘否定他者的创作经验和成绩，从而摆出自己流派的文学主张，反复重申自我的文学使命。成仿吾认为诗歌的王宫是“一座腐败了的王宫，是我们把他推倒了，几年来在重新建。然而现在呀，王宫内外遍地都生了野草了，可悲的王宫啊！可痛的王宫啊！”[5]成仿吾罗列的“野草”胡适“文字游戏”的《尝试集》、康白情“演说词”样的《草儿》、俞平伯“不是诗”的《冬夜》等。郑伯奇也发文与之应和，批判诗歌、小说、戏剧等领域的现有创作。可见，在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