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秋榖梁传.pptVIP

《春秋榖梁传》导读 《春秋穀梁传》是《春秋》三传之一，是一部解释《春秋》经义的著作，又称为《穀梁春秋》，简称《穀梁传》。由于《春秋》在儒家经典中的重要地位，解释《春秋》经义的《穀梁传》也成为经典，列为儒家《十三经》之一。 一、《春秋》与“三传” 《春秋》是春秋时期鲁国的一部编年体史书。全书起自鲁隐公元年（前722），终于鲁哀公十四年（前481），逐年简略地记载了这二百四十二年间鲁国以及与鲁国相关的各诸侯国发生的重大事件。 因为传说孔子“因鲁史而修《春秋》”，《春秋》便赋予了圣人的是非褒贬和微言大义，所谓“举得失以彰黜陟，明成败以著劝诫，拯颓纲以继三五，鼓芳风以扇游尘。一字之褒，宠逾华衮之赠；片言之贬，辱过市朝之挞。德之所助，虽贱必申,义之 所抑,虽贵必屈。故附势匿非者，无所逃其罪；潜德独运者，无所隐其名，信不易之宏轨，百王之通典也”（范宁《春秋穀梁传序》）。所以，《春秋》列为儒家五经之一，历来受到高度重视。 由于《春秋》记事文字过分简略，难以确切详尽地了解内容，以致众说纷纭，颇为分歧，到西汉就先后出现了《左氏传》、《公羊传》、《穀梁传》、《邹氏传》和《夹氏传》等五种解释《春秋》的“传”。 据《汉书·艺文志》曰：“邹氏无师，夹氏未有书。”“无师”即没有传授的老师，“未有书”即没有撰著成书，所以，《邹氏传》、《夹氏传》后世散佚无闻，《左氏传》、《公羊传》、《穀梁传》合称《春秋》三传，流传至今。 1、从体例、内容而言，三传是有区别的，分为两类: 《左氏传》详于记事，少有议论，称为“记载之传”、“史传”，主要是记叙说明《春秋》中人物事件的史实或未曾提及的有关内容。其引用经文比《春秋》多出两年，到鲁哀公十六年孔子去世为止；记事则到鲁哀公二十七年，超出《春秋》十三年。《左氏传》用古文（六国文字）写成，因此属于古文经学。 《公羊传》和《穀梁传》则长于解义，少有记叙，称为“训诂之传”、“经传”，主要是用问答的方式，层层解释，阐发经义，其涉及年份与《春秋》完全一致。 《公羊传》和《穀梁传》用今文（隶书）写成，因此属于今文经学。（崔适《春秋复始》认为《穀梁传》属古文经学。）《春秋三传》本来经自为经，传自为传，互不相属，各自成书，后来才将传文分别附属于经文之后，形成现在经传合一的格局。 2、就《春秋》三传的成书次第和来源而言，陆德明《经典释文·序录》曰：“左丘明受经于仲尼，公羊高受之于子夏，穀梁赤乃后代传闻，三传次第自显。”所说次第后世大致认可，而来源则未必可信。 《左氏传》传说是春秋时鲁国史官左丘明所作，早在战国时期就已经广泛流传。关于“左丘明受经于仲尼”，《论语·公冶长》曰：“子曰：‘巧言令色，足恭，左丘明恥之，丘亦恥之。匿怨而友其人，左丘明恥之，丘亦恥之。’”从行文来看，左丘明必是孔子同辈或前辈，孔子对他非常推崇敬重，才会与之同恥，引以自重，“受经”之说难以成立。 《公羊传》成书稍晚，据徐彦《公羊传》疏引戴弘序曰：“子夏传与公羊高，高传与其子平，平传与其子地，地传与其子敢，敢传与其子寿。至汉景帝时，寿乃与齐人胡毋子都著于竹帛。”可见经过长期的流传过程，后来才成书于汉景帝时期。至于祖述子夏，托古自重而已。 《穀梁传》的作者，据《汉书·艺文志》曰：“穀梁传十一卷。”颜师古注：“穀梁子，鲁人。师古曰：名喜。”其实，穀梁子之名，有作“寘”（王充《论衡·案书篇》），有作“赤”（桓谭《新论》、应劭《风俗通义》），有作“俶”，字“元始”（阮孝绪《七录》），有作“嘉”（钱大昭《汉书辨疑》），有作“名淑（当作俶），字元始，一名赤”（杨士勋《穀梁传序疏》），名称众说纷纭，传授更不清楚。 近人蔡元培、顾颉刚还认为“公”、“谷”双声，“羊”、“梁”叠韵，怀疑《公羊传》、《穀梁传》的作者同为一人。可见，《穀梁传》也是经过了漫长的口头流传、增删修订的过程，即所谓“后代传闻”。至于穀梁子究竟是谁已无可考，师承关系也难以尽知。但由《穀梁传》多处引用和驳难《公羊传》可以断言，两书绝非出自一人之手，而是同传《春秋》的不同学派，《穀梁传》成书必在《公羊传》之后。 《榖梁传》引用、不同、驳难《公羊传》.doc 二、《穀梁传》的价值、作用和意义 《穀梁传》属于儒家《十三经》中的小经，其流传不如《公羊传》之广，其影响不如《公羊传》之大，虽然长期受到冷落，却没有在历史的长河里淹没散佚，说明《穀梁传》自有存在的价值、作用和意义。 皮锡瑞《经学通论》说：“《春秋》有大义，有微言。大义在诛乱臣贼子，微言在为后王立法。惟《公羊》兼传大义、微言。《穀梁》不传微言，但传大义。《左氏》并不传义，特以记事详赡有可以证《春秋》之义者。故‘三传’并行不废。” 所谓大义，钟文烝在《穀梁补注》中说：“《穀梁》多特言君臣、父子、兄弟、夫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