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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位德国革命者的中国长征 　　奥托?布劳恩（1900-1974），德国职业革命家。1932年春，苏军参谋部为营救在上海被捕的牛兰夫妇，派他携巨款秘密来到上海。次年9月，他来到中央苏区首府瑞金。在党的会议上，博古隆重推出这位“我们盼望已久的共产国际派驻我党中央的军事顾问”，并为他改名为李德。就这样，李德从不谙军事的博古手中接过了红军的指挥权。此后，中央红军因他的错误指挥而遭受惨重的损失，不得不撤出苏区，实行战略转移，这就是震惊中外的二万五千里长征。从某种意义上说，长征因他而发，而他也是走完长征全程的唯一的外国人。 　　湘江之战 李德毫无愧疚 　　1934年4月，国民党第三军总指挥陈诚率3个纵队12个师，沿 江两岸直逼中央苏区的北大门广昌。敌人每向广昌推进一步就构筑碉堡战壕，形成严实的“堡垒”包围。在“死守广昌”和“寸土必争”的口号下，李德亲临前线指挥督导红军执行“以堡垒对堡垒”的“短促出击”。但在敌强我弱的态势下，红军屡战失利、步步后退，最后不得不放弃广昌。第五次反“围剿”以来，苏区版图越缩越小，李德也不得不考虑采用毛泽东游击战术，研究如何“一走了之”。他说：“突围的准备工作从1934年5月开始，此后一直是按计划进行的。5月底6月初，这个计划在军事委员会讨论通过并形成决议。” 　　国民党大军已推进到中央苏区的腹地，兴国、宁都、石城相继失守。10月10日晚，中央红军分别自瑞金、雩都（今于都）出发，被迫实行战略大转移，准备行进至湖南西部，同红二、六军团会合，以“在华南的湘黔两省交界地区创建一大片新的苏维埃根据地”。 　　“车辚辚，马萧萧，行人弓箭各在腰。”长长的队伍在火把的映照下，迤逦在窄窄的田埂小道上，每个人的心情都像铅一般的沉重。唯有李德不承认这是失败后的战略大转移，在他看来这只是长期周密准备的军事行动。晚年他在《中国纪事》中还狡辩说： 　　“所有参加长征的人，身边都带了可以用两个星期的给养，主要是大米和食盐。给养用完以后，就只能和必须通过购买和没收来开辟地方上的粮食来源了。 　　这些精确的数字说明，这次行动决不是什么‘移民’，或者像埃德加?斯诺在《红星照耀下的中国》一书中所写的那样――‘整个国家的迁移’，也不像毛泽东后来所说的那样，是一种‘惊慌失措的逃跑’。这次行动，是一次经过长期周密准备的军事行动。诚然，它在漫长的过程中带有一种退却的性质，这是原先没有想到的。” 　　在红军悄然撤离苏区一个月后，蒋介石判断出红军将同红二、六军团会合。于是，他调集几十万大军，分三路前堵后追，企图消灭红军于湘江之侧。面对敌人重兵，李德和博古一筹莫展，仍循着以往的战术，以硬碰硬，战斗的激烈残酷实属罕见。首当其冲的红一军团四团政委杨成武后来回忆：“我们每一个指战员，都深深懂得，此时此刻，每拖一分钟都有着极其重大的意义。我们边战边退，敌人死命猛追，加上天上的飞机轰炸，我们每走一步，几乎都要付出血的代价。” 　　同样孤军血战的红三军团五师，担任的是掩护中央纵队和后续部队渡过湘江的艰巨任务。两天两夜的激战中，红三军团十团两任团长相继牺牲，政委杨勇指挥全团，付出400多人的伤亡代价。直到得知中央纵队安全过江后，五师才撤出战斗。承担阻击任务的六师十八团是大部队过江后最后的后卫部队。桂军以3个师的兵力围攻十八团，十八团几经冲杀突围，战至弹尽粮绝，大部指战员壮烈牺牲。 　　红军虽然突破4道封锁线，可却损兵折将，伤了元气。红军由出发时的8.6万人，锐减至3万多人。这是苏维埃运动以来红军所遭受的最为惨重的损失。 　　红军所遭受的重大挫折，令包括博古在内的高层领导无不感到痛心，可是，唯有李德一点也没有为自己错误的指挥而愧疚，相反认为：“尽管在突围的最后阶段损失这般严重，但中央红军仍在1934年12月中旬――出发两个月之后顺利地冲过了在德国军事专家看来不可攻破的国民党层层封锁。” 　　通道会议 李德开始赋闲 　　渡过湘江后，李德注意到已经赋闲坐了冷板凳的毛泽东又开始“显山露水”，指点江山了。他指责毛泽东“不顾行军的纪律，一会儿呆在这个军团，一会儿呆在那个军团，目的无非是劝诱军团和师的指挥员和政委接受他的思想。”看到红军极为危险的境地，毛泽东十分着急，确实在干部和战士中做思想工作，意在挽救危在旦夕的红军。 　　穿过老山界，部队来到湘黔边界的通道。12月12日，中央根据张闻天、王稼祥和毛泽东的建议，临时决定召开紧急会议，商量解救当前危局的对策。李德在会上仍然坚持“与二军团建立联系。我们依靠二军团的根据地，再加上贺龙和萧克的部队，就可以在广阔的区域向敌人进攻，并在湘黔川三省交界的三角地带创建一大片苏区”。 　　毛泽东在会上提出反对的意见，力主西进，避开北线重兵阻拦的“口袋阵”，向敌人兵力薄弱的贵州进军。王稼祥、张闻天和周恩来等多数人赞成毛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