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明灯》与鲁迅启蒙的困惑.docVIP

《长明灯》与鲁迅启蒙的困惑 　　鲁迅的《长明灯》塑造了“疯子”以象征启蒙者之“原罪”，塑造“吉光屯”以象征启蒙场域的麻木性，塑造“长明灯”以象征庸俗之难反。这三个艺术符号是鲁迅表达启蒙困顿的表征。 　　无论是劝告屯民熄灯过程中的苦口婆心，还是劝解不成而想放火烧庙等行为，都集中表征“疯子”无疑是启蒙精英的代表。笔者认为，“疯子”之疯至少有两层含义。一则“疯”在生理上。在屯民看来，“疯子”有着与正常人迥异的思维方式和生活方式，这是屯民社会常态现实下的紊乱式变态性。此外，“疯”具有社会学意义，具有反讽的意味。“疯”是社会大多数对个别少数不合群行为的定义，而当整个社会都“疯”的时候，“非疯子”就理所当然成为“疯子”了。正如福柯所言，“疯人的灵魂并不疯”，有时候“疯狂的终极语言，便是理性的语言”。这两者在“疯子”形象上互为补充，同构其存在的意义。二则就社会学意义而言，“疯子”是理性之“疯”、启蒙之“疯”。然而，其病理学上的“疯”终结了“疯子”的正常人生活，屯民将其定位为病人，是“疯子”身为启蒙者而启蒙失败的根源。 　　首先是“疯子”对“启蒙”的宣传手段值得商榷。“熄灯”作为启蒙手段本身无可厚非，然而，问题出在“疯子”说服屯民熄灯的理由上。“疯子”向乡民传播熄灯之利益时，宣称“熄了便再不会有蝗虫和病痛”，“都应该吹熄……吹熄。吹熄，我们就不会有蝗虫，不会有猪嘴瘟……”，这难道不是和乡民迷信一样的另一种偏执的迷信吗？由此可见，以迷信反对迷信，终究还是迷信，“疯子”算不得一个真正意义上的“战士”。 　　其次是“疯子”为何两次发疯也值得反思。第一次体现了所谓的启蒙者的幼稚。“疯子”“闯进去，要去吹”，可见其对熄灯的坚定，然而却容易轻信屯民，随便一张厚棉被就将其糊弄过去，被骗后的“疯子”恢复常态的生活。第二次更是毫无策略可言。“疯子”先是延续原先的熄灯方法，未果转而大嚷着放火烧庙，终于导致被关社庙的结局。“放火”确实可见“疯子”之勇，却“勇”而无谋。 　　最后是“疯子”的出身。纵观《长明灯》全篇，找不到“疯子”任何启蒙文化背景：既没有表明其为“学西者”，也非“国学者”。在只言片语中，只知道其祖父做过官，父亲是个不信神的人，从其“蓝布破大衫”（参照《孔乙己》的长衫叙事）来看，似乎是个读书人。显然，作者有意模糊“疯子”的文化背景，塑造一个缺乏文化身份的人物。统计全文出场人物，除“孩子”意象群，只有“疯子”一人以其自身特点（“疯”）称呼其人而无姓名字号。无姓则无宗族，无名则无个体存在个性标志。直到最后，亲眷“四爷”抢夺其房屋，使计将其关进社庙。“疯子”和“阿Q”相似，无论是均“住在”社庙（土谷祠），还是无名无姓、无宗无祖、无业无产，都和阿Q如出一辙。此时，“疯子”还有任何启蒙的能力和资本吗？难怪“疯子”“总含着悲愤疑惧的神情”：悲愤者，是“启蒙者”被吃；疑惧者，是启蒙无效。 　　庸俗难反的第二个原因在于，“吉光屯”作为牢不可破的自给自足的封闭空间，拥有扼杀一切内部不稳定因素的文化场域。可以说，“疯子”和“吉光屯”之间，是文化个体与文化共同体之间的对抗，是试图打破朽烂不堪的庸俗控制下的稳定与维护稳定之间的战争。然而，“吉光屯”的“铁屋子”强大到几乎没有被打破的可能。 　　《长明灯》中塑造出三个典型公共空间：“茶馆”“社庙”“客厅”。此三者对吉光屯秩序的维护在物质层面上有至关重要的作用。 　　《长明灯》的开场，展现在读者面前的是阔亭等人在“茶馆”中议论“疯子”，可见“茶馆”的重要性。笔者认为，其象征信息交流场域。吉光屯作为封闭的文化空间，屯民的生活基本上处于静止的状态。“这屯上的居民是不大出行的”，屯民的深居生活方式必然需要信息的交换空间，由此茶馆作为一个信息开放的空间就有了存在的意义。正是阔亭、方头、灰五婶等人在茶馆攀谈的过程，使各人的信息得到有效交流，并为扼杀启蒙者谋策划略。 　　社庙作为长明灯的长明之所，是吉光屯秩序的象征。社庙是祭祀鬼神、瞻仰长明灯的场所，祭祀鬼神其实是维持人间秩序，这是统治的手段与策略。《长明灯》是“疯子”与屯民围绕熄灯与护灯、烧庙与护庙展开的叙事。“疯子”的全部努力就是破坏文化共同体的旧秩序。 　　“疯子”之所以失败，主要来源于四爷“客厅”的阻挠，“客厅”也就成了维护秩序的权力场域。作者叙事“客厅”时，有意使用“中枢”“首座”“不易瞻仰”等有强烈权力等级意味的词汇，将“客厅”塑造成吉光屯的权力中心。 　　“茶馆”“社庙”“客厅”三者组成了一整套维护文化共同体内部稳定的完整体系，这套体系牢牢稳固住文化共同体内部的每一个环节。 　　文化共同体稳定性的维护，有赖于庸众的“努力”。在《长明灯》中，这种维护体现在三个方面。首先是屯民对原有秩序的偏执固守。文化共同体中有一套自成体系的运作方式，这体现在吉光屯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