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届中国农论坛调研报告 - 西南财经大学.docVIP

破解农民工代际传递困局：以金堂县为例 西南财经大学经济学院 西南财经大学发展研究院 二○一○年十月  谨以此调研报告献给2.42亿为中国改革开放、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做出重大贡献的农民工  课题组负责人： 西南财经大学经济学院执行院长、教授 刘方健 西南财经大学经济学院书记、教授 杨海洋 课题组指导教师： 西南财经大学经济与管理研究院教授 张居衍 四川省社科院农业经济研究所研究员 胡俊波 西南财经大学经济学院副教授 邢祖礼 西南财经大学经济学院副教授 刘金石 西南财经大学经济学院团委书记 王 敏 西南财经大学发展研究院院长秘书 朱春辉 课题组成员： 徐兴隆，胡 燕，李世玺，余 磊，曾 欣，李 俞，高 楠  破解农民工代际传递困局：以金堂县为例 一 引言 截止2009年末，我国农民工达到2.3亿左右，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该群体内部已经产生代际分化。以1980年为界，我们称那些在上世纪60、70年代出生并于80、90年代离开家乡外出务工、现在已届入中年的人称为“第一代农民工”，在1980年之后出生、于90年代中后期离开农村到城市工作，以及出生在城市里的第一代农民工的子女且沿袭父辈打工之路的、现在仍很年轻的一代称为“新生代农民工”，全国总工会新生代农民工问题课题组对2010年企业新生代农民工状况调查显示，新生代农民工受教育时间较长，但专业技能欠缺；整体收入偏低，甚至比老一辈农民收入还低；工作稳定性差，劳动合同执行不规范；工作不稳定，社会保障水平普遍偏低等。但是，新生代农民工现存的种种特征，不仅和自身原因也有关，而且也和父辈的身份、地位、职业以及整个社会经济环境有关系。父辈是农民工，决定了其成长、教育、就业等方面，也就是说上一辈农民工在就业、身份、社会地位、流动方式等方面很有可能传递给自己的子女，农民工就业的代际转移现象凸显。上述问题与现状的存在，极大影响新生代农民工自身的发展，也为社会经济的和谐、稳定发展埋下了隐患。金堂县是劳务输出大县，常年在外务工人员达18万人，约占金堂县农村劳动力41%。根据实地调研发现，农民工外出务工并没有实现身份的彻底转变，也就是说并没有沉底改变打工的身份，能够“发迹”的农民工只占了相当少的一部分比例，绝大部分农民工到达一定年龄（40岁左右）后仍然选择回到家乡继续经营“一亩三分地”。他们的身份、社会地位、就业模式、流动方式以及相对贫困等很有可能传递到新一代农民工身上，如果不阻断这种传递现象，那么农民工的身份和地位将不会从根本上铲除，这不利于金堂县社会经济的可持续发展。 王春光（2001）从代际间的角度对农民进行纵向研究，他认为当前农民工不再是一个同质群体，农村流动人口已经出现了代际间的变化，他们在外出动机以及其他许多社会特征上存在差异，从而提出了“新生代农村流动人口”1。刘传江、徐建玲（2006）指出改革开放以后出生的年轻的农民工和计划经济时代成长起来的年长的农民工，这两部分亚群体在文化、观念和行为上存在显著差别，并提出了第一代农民工和第二代农民工的概念。本文中的新生代农民工，具体是指 1980年以后出生，20 世纪 90 年代后期进入城市打工的农民工，他们与第一代农民工在生活的社会经济背景及其自身的文化程度、观念和行为上都存在较大的差异。刘传江、程建林（2008）根据2005年农民工课题组调查数据进行研究，发现新生代农民工在教育年限、婚姻状况、务农经验、未来归属倾向、自我身份判断等方面均与第一代农民工不同。而这里所说的代际传递是一种社会经济现象，社会、经济、文化的发展触发了代际间的更替，也就是老一辈农民工的身份、社会地位、就业模式、流动方式、贫困等传递给他们的子女，即新生代农民工。在本文中，我们主要关注农民工的经济收入、社会地位等的传递问题，因为经济收入是引起其它问题的根源，如果能解决农民工的收入问题，那么下一代子女就可以接受良好的教育，提高自身的教育水平，设计完整的职业生涯，从而破解农民工的代际传递问题。 关于破解农民工代际传递困境的可行办法，本文的思路与农民工市民化的提法不同，而是要根据实际情况出发，不同的农民群体应采取不同的解决思路。对于有条件并且愿意留在城市并努力融入城市的新生代农民工，政府应创造条件让其融入，使其市民化，该部分不在本文分析范畴。我们的关注点集中在无法完全“市民化”的这部分新生代农民工身上，从金堂本地来看，这里所讲的农民工包括回流部分以及原来就在本地的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