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乡村社会的冷酷书写 　　作为70年代作家的中坚力量，盛可以成长于先锋文学的旺盛阶段，理所当然地深受先锋文学的影响，如其早年作品《中间手》《鱼刺》，用典型的先锋叙事手法表现人与社会、人与生活的关系。而后盛可以慢慢从先锋文学中走出来，转而进行女性主义小说创作，也是其创作最丰富的时期，代表作《北妹》《水乳》《道德颂》等获得广泛的社会关注。可以说，盛可以以其低调创作的不懈努力，已经获得了一些成就，同时也在读者心目中打下了女性主义小说作家的烙印。但近几年的小说创作尤其是《死亡赋格》和《野蛮生长》这两部长篇的面世，似乎让人察觉到盛可以想要跳脱女性主义叙事的框架，不局限于个体经验、底层和婚恋层面的表达，试图以更广阔的视野关注社会现实问题，而不仅仅是表现女性的生存困境、情感焦虑。从先锋到女性主义再到贴近社会的写实小说，这是作家小说创作的成长之路，也是其小说创作的自我突破。本文将分析盛可以2015年新作《野蛮生长》对乡村社会的冷酷书写。 　　一、冷酷的乡村现实 　　在一个家族故事的背景下，《野蛮生长》呈现出李氏家族的悲剧。新闻事件的集中使用，乍看容易有“妖魔化”乡村的嫌疑，然而盛可以通过留在乡村、走出乡村抑或最终回到乡村的人物活动，将所有社会事件结合人物有理有序地安排下来，以此透析整个乡村社会的冷酷现实。 　　留在农村的李辛亥、李甲戌在自然时间里老去，他们奄奄一息地活着，没有生活寄托。人们认为要去城镇谋取更好的生活，为子女争取更好的教育环境，于是肖水芹利用自己的特长在城镇开了一个裁缝店。她只挣不花，钱从她的缝纫机里踩出来，李顺秋挣的钱也会立刻像泥鳅一样地蹦到肖水芹手里，她一心要为女儿出国留学赚足钱。而女儿李线线在她“栽赃”的梦想下压抑地活着，最终李线线把肖水芹给男人吹箫的照片拿给她看，崩溃出逃，直到故事结局，谁也不知道她去了哪里。一路上，李线线在城里人对乡下人的歧视中茁壮成长，她的茁壮是虚张声势，在城里人对乡里人的排挤和母亲虚荣的梦想“栽赃”下，崩溃是她唯一的选择。刘一花在广州夜总会工作，因六子被收容所的人无端打死后认识了帮助查明六子死因的胡礼来，却不知他精神有病，刘一花与他分手不得而遭受杀害。刘一花是作家花重笔塑造的人物，她没有多少文化，却向往大城市，“我喜欢大城市，我喜欢一下子被它淹没，然后拼命地游出水面来呼吸”，她活得自在、顽强、洒脱，在李小寒认为她应该换份工作时，她认为自己是在清清白白地工作，她和李小寒的区别只是一个读过大学一个没有。事实上，刘一花是有追求的，她说以后要自己开公司，但是生活给了她很多委屈与无奈，她心底一定是意识到在社会上生存学历、地位的重要，因此她是唯一一个真心关心刘一草的人，鼓励她好好学习，给她写信、寄学习资料。而刘一草却在高考后被轮奸跳楼自杀。姐妹俩一个被杀，一个自杀，“一棵植物，必须按照自己的方式成长”，这就是她们成长的方式，生活根本没有给她们生长的缝隙。 　　小说中的人物该死的都死了，李夏至、刘一花、刘一草、肖水芹、刘芝麻，这些来自乡村的小人物们都在这个社会中被无情毁灭，李辛亥也最终百年长眠了。没死的李甲戌父母在时间中自然老去，李春天神志不清像一只孤魂野鬼，回到出生地的李顺秋厌恶这个村庄的一切，他的生活早在被“严打”入狱的时候就毁灭了。剩下代表着奋斗、理想的“我”李小寒所在报社被一锅端，她离开广州，到北京接手管理移民加拿大的朋友留下的醒客书苑。 　　“严打”运动、文学政治事件、计划生育、非典、收容制度废除、性侵、肢解事件等等，正是通过构建一个家族叙事结构，让这些事件具有内在联系地安排在人物身上，使得整个故事合情合理毫不生硬。李顺秋遭“严打”判刑八年和李夏至因政治事件死亡，促使“我”成为一名记者，进入大城市对社会不公进行斗争，才让其他几个人物的悲剧命运得以展开。在这整个故事中，人物在乡村和城市间游走，然而可以看到，无论是留守农村还是进入小城镇或是进入大城市或是最后回到生长地，每一个人物都不可避免地遭到残酷命运的侵袭。 　　《野蛮生长》不是女性小说，也绝不仅仅只是家族小说，它是一部站在宏阔视野上反映社会现实尤其是乡村现实的现实主义小说。作品虽然围绕李氏家族的故事展开，但其关注点并不是在他们内部的矛盾纠葛上，而是在他们与这个现实社会的互动层面。城乡经济发展的不均衡造成人际关系、心理性格的差异化，这些差异很大程度上影响了人的命运。而无论是哪种人，都必须在这个社会中艰难、坚硬地活着，正如书名“野蛮生长”，“生长”与生存、活着的意味相关，暗示着人物与这个现实大背景的联系。这是一部关于活着的历史，在社会发生巨大变革、人们生活似乎变得越来越好的状貌下，将农村人置于城市现代化进程这个背景中，城市与农村的冲突、农村人所遭受的生存困境溢于笔下。 　　二、冷静的讲述方式 　　《野蛮生长》以一家祖孙四代人物姓名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