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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文化笔谈 中国共青团网　　　　 2009年02月24日 　　编者的话 　　今年是五四运动90周年。五四运动是一场反帝反封建的爱国运动，也是一场轰轰烈烈的新文化运动。在这场新文化运动中，中国传统文化得到反思和批判，西方一些社会思潮和学说得到引进和辨析，马克思主义得到广泛传播。此后，以毛泽东同志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又鲜明地提出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命题，并进行了不懈探索。 　　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一个十分重要的方面就是正确认识和处理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文化之间的关系。这个问题肇始于五四运动，贯穿于我们党领导人民进行革命、建设和改革的历史进程，今天仍然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为此，我们刊登有关专家学者撰写的一组文章。　　 　　学习五四运动先驱们的科学态度和方法 　　北京大学教授　谢　龙 　　五四运动是一场反帝反封建的爱国运动。针对当时中国列强掠夺、封建复辟、军阀混战的险境，以李大钊、陈独秀等为主要代表的五四运动先驱们以多维视野寻觅救国强国之路，其主线由批判封建专制主义、传播民主和科学思想到传播马克思列宁主义，揭开了新文化运动和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序幕。五四运动先驱们对待中国传统文化、西方现代文明和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科学态度和方法，值得我们学习和借鉴。 　　切中肯綮，批判以“三纲之说”为核心的封建糟粕，为传统文化现代化扫除障碍。五四运动的先驱们着重批判了以“三纲之说” （“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为核心的封建宗法制度。陈独秀将封建宗法制度所导致的恶果归纳为四个方面：“一曰损坏个人独立自尊之人格；一曰窒碍个人意思之自由；一曰剥夺个人法律上平等之权利（如尊长卑幼同罪异罚之类）；一曰养成依赖性，戕贼个人之生产力。”李大钊则进一步指出：“中国现在的社会，万恶之原，都在家族制度。”其残酷性在于害人、杀人就在家族之内，比如“一个人要是有点知识聪明，一般的亲族戚属，总是希望他去做官僚式的强盗，牺牲了他一个人，供他们大家的荒淫作乐”，由此揭露“这样子待人，分明是莫大的冤仇，那里有丝毫的亲义！”但是，五四运动的先驱们并未全盘否定传统文化，而是致力于把传统文化精华从被扭曲和被埋没中发掘出来。比如，陈独秀认为孔子的历史价值主要有两条：其一是“非宗教迷信的态度”，其二是“建立君、父、夫三权一体的礼教”，并予以具体分析，明确指出：“孔子不言神怪，是近于科学的”，而孔子的礼教两千年前有过相当的价值，今天成为反民主的，因此应反对 “把建立礼教的孔子尊为万世师表”，而不应“把不言神怪的孔子打入了冷宫”。这种既尊重历史又正视现实的态度和方法，无疑是辩证的、理性的。 　　有破有立，针对封建专制之弊，高扬民主和科学旗帜。在批判中国传统制度和文化糟粕的基础上，五四运动的先驱们鲜明地提出了民主和科学两大口号。这集中体现在1915年《新青年》创刊号《敬告青年》一文供青年抉择的“六义”之中。这“六义”即“自主的而非奴隶的”、“进步的而非保守的”、“进取的而非退隐的”、“世界的而非锁国的”、“实利的而非虚文的”、“科学的而非想象的”。为促使青年“自觉其新鲜活泼之价值与责任”，则把作为民主思想根基的“自主的而非奴隶的”列为六义之首，并强调：“国人而欲脱蒙昧时代，羞为浅化之民也，则急起直追，当以科学与人权并重”，以此勉励青年。这表明，五四运动的先驱们已经突破了辛亥革命前一些学者和政治家囿于“改良”和“科技救国”的局限，针对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现实国情，开始系统地传播民主和科学思想。 　　理性反思，突破西方的文化与制度发展模式，传播马克思列宁主义。五四运动的先驱们对西方现代文明也并非全盘接受，而是进行了反思和批判，这促进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在中国的传播和发展。陈独秀曾提出，焕然一新的近代文明，除了“人权说”和“生物进化论”外，还有“社会主义”。他在推崇法兰西《人权宣言》的同时，也揭露了西方“近世文明之缺点”在于资本主义把“政治之不平等，一变而为社会之不平等；君主贵族之压制，一变而为资本家之压制”。此后，他在论及西方立宪政治模式和与之匹配的伦理道德时，也批判其把人权或个人权利局限于极端自利主义的弊端，强调个人与社会不可分的“群己相维之理”，声言“文明愈进，则群之相需也愈深”，如果设想社会互助可以排除，则无异于死守窄小、封闭的自然经济，这纯属保守主义，绝非现代性观念。这些论述和思想，开拓了人们的视野，启迪了人们的思维，为十月革命后马克思列宁主义在中国的传播与发展营造了舆论氛围、提供了认识基础。 　　把握有机结合的三项要义 　　华东师范大学教授　都培炎 　　正确处理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文化的关系，需要从学理上对马克思主义和中国传统文化的理论框架及其丰富内容进行系统而深入的比较和研究，在此基础上实现二者的有机结合。在这个过程中，应把握好三项要义： 　　实现中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