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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剧团有大梦想 　　田克兢2001年进的武汉说唱团，在他进团之前，说唱团曾出现一场演出只卖出4张票的尴尬场面。“说唱团必须找一条出路，否则，就会和不少地方戏曲团体一样，死了。”田克兢说。 　　对于当时武汉说唱团的窘迫境遇，田克兢直言不讳：“把我调到说唱团来，就是要找一个顶梁的人。” 　　2005年，一部贺岁喜剧，令武汉说唱团浴火重生，也证明了田克兢是根能顶重任的好“梁”。 　　一场关键的演出 　　上世纪90年代，曲艺节目开始乏人问津，陆鸣看的很明白：“曲艺就是说故事，以前的老百姓文化不高，把曲艺当做了解书籍名著的途径。现在大家都有知识了，获取信息的速度很快，曲艺演员还没观众懂得多，哪还会有人去捧场？” 　　那时候，说唱团已经不在剧场公开售票演出了，企事业单位“专场”演出，成为剧团收益的主要来源。这种“专场”，有公司企业的年会、客户答谢会，还有政府的政策宣传活动。 　　2004年，陆鸣担任团长时，连“专场”演出也越来越少了。“既然没人来找，那我们就主动吸引别人上门。”陆鸣“赌”了一把，那段时间，全国都在推广共产党员先进性教育，“说到优秀共产党员，说唱团里的夏雨田老师可不就是优秀共产党员的最佳代表！”围绕夏雨田的生平事迹与优秀作品，一场名为“夏雨田作品事迹讲?演会”的主题演出编排完成。整场晚会全部是夏雨田生前创作的得意作品，中间穿插着讲述夏雨田专心曲艺创作的感人事迹，晚会的最高潮，则是夏雨田的女儿对父亲的回忆，惹得不少观众泪洒现场。 　　这场晚会，从策划到排练，说唱团都可谓“站在刀尖上”：这是一次没有得到任何允诺的实验，如果推销不出去，团里上下的努力都算是白费了。晚会成形后，陆鸣邀请了几位市委组织部的领导来观看，领导们都非常喜欢，紧接着就是向武汉市各个区下文，要求他们邀请说唱团前去演出。于是，这场契合着“共产党员先进性”主题的晚会，在武汉演了30多场，一笔可观的演出费进账，成为陆鸣当“一把手”后做成的第一件大事，也让说唱团重新尝到了“赚钱”的滋味。 　　贺岁喜剧，说唱团的翻身仗 　　直到现在，也没有人能准确地定义，武汉说唱团一年一度推出的贺岁剧，到底是个什么类型。说它是话剧，却又穿插着各种曲艺表演；说它是曲艺综合晚会，它却又有着舞台剧那般完整的故事结构。 　　关于排一部贺岁喜剧的想法，2003年就已经产生。“团里的演员没什么演出机会，我们要排一出戏，把他们都推到台上去。”陆鸣说，排演贺岁喜剧的初衷，是为了团里一群渴求着表演机会的演员们。 　　既然要做戏，那就做一出老百姓都爱看、票房大卖的戏。做什么类型的戏？自从《我爱我家》热播后，全国各地的方言剧层出不穷，但武汉却迟迟没有动静，那就填补这个空白，做一出武汉方言喜剧。 　　剧本成为首要解决的问题，早已离开说唱团的泰斗夏雨田被请了回来。当时夏雨田病重，但仍支撑着身体，写出了厚厚一沓剧本，因为病痛严重，稿纸上的字迹都是歪歪扭扭的，这个剧本的名称就是《活到就要活快活》。 　　剧本创作完成不久，夏雨田去世。这份遗作极其珍贵，却又犹如烫手山芋。因为是在病榻中完成，剧本虽然有很多精彩桥段，但是结构有些凌乱，如果要搬上舞台，必须重新找编剧修改。但是夏老威望在前，无人敢接，没人敢改，都怕“接不住”。 　　这一拖就是大半年，直到2005年夏雨田去世一周年之际，说唱团决心一定要把这出剧做起来。 　　找导演和编剧的活儿，落到了田克兢身上。他想找武汉人民艺术剧院的李铁来做导演，却遭到李铁领导的反对，“我们排出戏来，到时候跟他们就是竞争对手了，也难怪对方不放人。”田克兢跑到人艺院长办公室，一上来就拿住了院长的“软肋”，“都是政协委员，就套近乎呗！”他还请院长出任《活到就要活快活》的美术策划，既完成了请李铁导演的任务，又顺带多请了一位美术策划，还能用一些人艺的舞美资源，真可谓一举三得。 　　之后几部贺岁剧的导演，也都由田克兢寻来。趁着去外地演出和拍戏的机会，他四处物色人选。2006年春晚，田克兢登上央视舞台表演小品《招聘》，这部小品的导演娄乃鸣被他请到武汉来，出任《信了你的邪》的导演；他被一个电视剧组相中出演角色，剧演完了，剧组导演却被他“拐”到武汉来，这就是《一碗都是我的》和《海底捞月》的导演陈立华。 　　编剧李冰并不是武汉人，这个山东汉子，常年居住在北京写剧本，但他与说唱团的合作却是最为长久，直到今年的《海底捞月》，李冰仍然是编剧。田克兢与李冰的渊源，是从一件“好人好事”开始的。李冰是个热心人，偶然在报纸上看到一位老婆婆带着儿子到武汉看病，寻求社会支援的报道，当时他与田克兢并不熟，但想来想去，在武汉的朋友也找不出别人了。于是李冰一个电话打给田克兢，请他帮忙给那位婆婆捐2000元钱。田克兢二话没说，拿着钱就到《楚天都市报》的办公室找到婆婆并送上钱，这件“好人好事”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