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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性的交叉复现：大数据时代的国家治理 　　摘 要： 大数据正成为国家治理函数的重大变量，在这一过程中存在着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性的冲突，主要有治理技术与治理理念的冲突、具体举措与执行理念的冲突，等等，大数据的迅猛发展给国家治理能力建设带来了全新的机遇和挑战。要实现大数据治国的良性发展，需要直面大数据带来的各种挑战，借助数据分析为决策者提供重要的数据支撑，从而突破治理理念和治理工具界限，实现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性的交叉复现，建构现代化的国家治理新模式。 　　关键词： 大数据；互联网；工具理性；价值理性；国家治理 　　中图分类号：D035 文献标识码：A DOI：10.13677/65-1285/c.2016.04.08 　　欢迎按以下方式引用：刘亚男.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性的交叉复现：大数据时代的国家治理[J].克拉玛依学刊，2016（4）53-59. 　　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将“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作为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这对于中国的政治发展与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建设来说，都具有重大而深远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同时，为了进一步迎合互联网和大数据技术的发展，国务院于2015年8月通过了《关于促进大数据发展的行动纲要》，其中提到，将建立“用数据说话、用数据决策、用数据管理、用数据创新”的管理机制，逐步实现国家治理能力现代化。[1]可见，大数据已经成为提升国家治理能力的新途径。 　　一、大数据：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性的交叉复现 　　1.大数据及大数据时代国家治理的特点 　　“大数据”（Big Data）一词并不是新词汇，早在 1980 年，美国未来学家托夫勒就在《第三次浪潮》中预言了“大数据”的到来。而最早使用“大数据”概念的是麦肯锡全球研究院，2011年5月，麦肯锡在其一篇研究报告《大数据：未来创新、竞争和生产力的下一个前沿》中提到：“数据，已经渗透到当今每一个行业和业务职能领域，成为重要的生产因素。人们对于海量数据的挖掘和运用，预示着新一波生产率增长和消费者盈余浪潮的到来。” [2]随着网络的迅速发展和各领域内数据的迅猛增长，学界的相关探讨也不断深入，使大数据逐渐成为一个研究热点，直至进入国家发展战略的视野。而大数据并不是一个具有明确含义的概念，起初，大数据只是指巨量或海量的数据，随着技术的快速发展，与传统的数据相比，大数据是指无法在可容许的时间内用常规工具对海量信息进行抓取、管理和处理的数据集合，而是需要通过技术处理才能具有更强的决策引导能力、洞察发现能力和流程优化能力的信息资产。[3]7 　　大数据作为互联网发展的新阶段，具有容量大（Volume）、种类多（Variety）、速度快（Velocity）、价值高（Value）的4V特征，[4]29能够有效集成国家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等各领域的信息资源。由于大数据所具有的4V特征，使得处于大数据时代下的国家治理具有系统性、客观性、整体性和精英化的特点。因此，在推进国家治理能力现代化的过程中，大数据在治理主体、治理过程、治理客体及治理结构等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表现为大数据能够推动治理主体从单一走向多元，形成协同治理的新格局；使治理过程从半透明走向可视化，提升民主化治理的程度；对治理客体进行更精准的分析，提高决策科学性；还可以使治理结构从纵向为主走向纵横交错，增强协作治理能力。[5]45-46可见，利用大数据技术指导国家治理具有十分突出的工具理性导向作用。 　　2.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性交织下的大数据国家治理 　　一般学者认为，大数据国家治理是不同的人群或组织机构在大数据时代为了应对大数据带来的种种机遇和挑战而运用不同的技术工具对大数据进行管理、整合、分析并挖掘其价值，为国家治理提供现代化指导的行为。国家治理体系由一系列制度构成，包括规范行政行为、市场行为和社会行为，政府治理、市场治理和社会治理是现代化国家治理体系中三个最重要的次级体系。[6]21因此，提升国家治理能力，必须从制度建设的高度构建一个政府、市场、社会多元互动的治理体系。工具理性作为一种技术手段或工具对于现代管理不可或缺，这一点毫无疑问。缺少了工具理性的现代社会我们无法想象，但工具理性仅仅是现代管理的必要条件而非充分条件，它在很多时候无法关注现代管理和社会发展的内在价值和精神实质，对现代社会出现的人文危机与生态危机的消解显得无能为力。因此，必须予以人文情怀和社会伦理的价值理性进行补救。大数据治国的最大魅力就在于通过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性二者的交叉复现，构建一个新型的国家治理技术模型，从而直抵事实的真相。 　　大数据技术倾向工具理性，治理制度本身又承载着价值理性，二者引导大数据时代国家治理向不同方向发展。如果制度出现问题，无论大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