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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女性主义视角下的女性价值探索 　　摘 要：文化女性主义，是美国女权运动第一次浪潮中一个重要的思想传统。它从文化表达，主张弘扬那些被贬低的女性价值。英国批判现实主义作家萨克雷与美国现代小说先驱德莱赛是处于不同时期的两位文学巨匠。其分别代表作《名利场》和《嘉莉妹妹》问世以来，饱受争议， 作品女主人公利蓓加与嘉莉都是来自底层的弱势群体，她们在生活的逆境中敢于抗争、拼搏，通过自身的努力和手段跻身于上流社会之中。本文试以文化女性主义视角，通过比较《名利场》与《嘉莉妹妹》两部作品中女主人公利蓓加与嘉莉的相似点，从而发现她们性格中的闪光点。 　　关键词：文化女性主义 利蓓加 嘉莉 　　文化女性主义（cultural feminism）起源于20世纪70年代的美国，又称文化女权主义，是新女权运动在文学和批评领域深入发展的产物。它从文化表达，主张弘扬那些被贬低的女性价值，重新开拓女性的价值空间，重估女性对人类技术发展的贡献。它是以创造一种独立的女性文化为目标，赞扬女性独特气质，对男性所统治文化的价值提出质疑，大力张扬女性主义的文化表达，如视觉、艺术、音乐、文学、戏剧、宗教和政治社会组织等各个方面。拥护者们还鼓励“女性优越论”的发展。在文化女性主义体系下，重新评估女性的价值，那些在传统视角下被忽略的女性特质，如上进心、母性的力量、重直觉、情感以及独立和智慧等都得到了重新认识和赞扬。① 　　在西方，玛格丽特?福勒（Margaret Fuller）是文化女性主义思想的开拓者，她最先在其著作《19世纪妇女》中提出了女性的差异性理论，强调女性解放与社会进步两者之间的相互关系[1]，因此为后来的女性主义拥护者进行社会改良提供了有力的理论基础。此后，斯坦顿在《妇女圣经》（The Woman′s Bible）中鲜明地表现了她的文化女性主义立场。她提出想要改变当时女性的弱者地位，捍卫女性的权利，单一从自由女性主义角度出发并要求取得同男性平等的社会地位和政治权利是远远不够的。现实意义上的男女平等，需要我们在社会、文化、宗教等诸多领域进行不懈的努力[2]。然而将文化女性主义思想推向成熟并将理论转化为社会实践的正是简?亚当斯（Jane Addams），她提出“面包给予者”（bread-giver）理论[3]，即为家庭提供食物的人。简?亚当斯对文化女性主义思想做出的杰出贡献为美国社会的稳固发展起到了积极作用，她提出的理论突破了女性沦为“家庭天使”的局限，为今后更多的女性参与社会活动做出了突出贡献。② 　　而国内，文化女性主义学派研究学者较之为少，其上流学派女权主义在国内研究面更广，最初由李大钊、陈独秀等男性推动和倡导，主要特征为非常务实，不擅理论。20世纪的中国涌现更多的女权主义倡导者，其代表有林丹娅，著有《当代中国女性文学史论》（1995）、刘慧英，著有《走出男权传统的藩篱》（1995）。 　　《名利场》的作者萨克雷是属于英国维多利亚时期的批判现实主义作家，而《嘉莉妹妹》的作者德莱赛是美国现实主义时期的自然主义作家。虽然作家所处的国度、时期均有不同，但两位文学巨匠都选择了社会底层妇女作为故事的主人公，将她们设法跻身于上流社会的行为作为故事主线，小说女主人公利蓓加和嘉莉在生活的逆境中敢于抗争，勇于拼搏，她们不断努力，只为改变命运，与父权制权威相抗争，都挑战和颠覆了传统女性“家庭天使”的弱者形象，都是文化女性主义下所倡导的弘扬女性精神的表达。 　　一、文化女性主义下利蓓加与嘉莉对传统女性弱者形象的颠覆 　　文化女性主义主张弘扬那些被贬低的女性价值，重新开拓女性的独立价值空间，赞美女性魅力。《名利场》的主人公利蓓加和《嘉莉妹妹》的主人公嘉莉都是出身卑微，来自于社会底层的妇女，但她们没有被动接受贫穷命运的安排，而是主动向生活发起挑战。利蓓加很小就替父亲承担起养家糊口的重任，生活的困境并没有将她压垮，她勇往直前，乐观朝着下一个目标前进。在平克顿学校，校长平克斯坦小姐要求她教低年级学生钢琴的时候，她勇敢地反驳道：“我是来陪学生们说法语，而不是教音乐课，从而帮你省钱的。给我钱，我才教课。”[4]（杨必译，1957）她敢于拒绝校长提出的无理要求，在当时绝对是一种大胆的行为。校长对利蓓加的苛刻并没有让她因害怕而妥协，反而越挫越勇，在压迫中反抗。毕业前夕，利蓓加用一口流利的法语向偏偏不会说法语的平克斯坦告别，让其当场难堪竟无言以对。利蓓加的这种不服从实为对阶级等级的反抗，敢于对不平等说“不”，这在当时完全颠覆了女性逆来顺受的弱者形象。 　　嘉莉的表现同样如此，不谙世事的她不甘心做一辈子的农村女孩，踏上了去往芝加哥的火车。嘉莉并不像姐姐敏妮是维多利亚时期“家庭天使”的形象，她外出打工，独立自主，即使在生病丢弃工作等一系列恶劣环境的逼迫下，也没有向命运退缩，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