易俗社沉浮录.docVIP

易俗社沉浮录 　　2013年农历年前最后几天，古城西安笼罩在冬日的阳光下。钟楼东北侧，西一路282号，易俗社的门楼牌匾上，“庆祝百年”的横幅挡住了“易”字，只见“俗社”二字。过路的孩子问一旁的大人，“什么社？”年长者笑答，“易俗社，唱秦腔的。” 　　看门的老汉在烧热水，生人要进去，便用秦腔方言硬硬地问，“寻谁？打电话。” 　　一大早，办公楼还冷冷清清。二楼走廊的一头有个十来平米的资料室。资料室里，靠墙的墨绿老立柜里储存着易俗社的戏本、社史，大小奖杯、民国政府颁发的“金色褒奖”、曾悬挂在旧门楼上的“易俗社”牌匾等杂陈在其余的空间里。除去“文革”时毁掉的大部分，易俗社的百年历史几乎都在这里面了。 　　一百年前，辛亥革命之后，两位陕西大儒、同盟会会员在西安发起创办了“陕西易俗社”，希望通过兴办秦腔剧团来实现自己的理想抱负，“移风易俗，启迪民智”，用更为通俗的戏曲教育和影响更多平民百姓。一百年后，老先生们早已不再。还在原处的老剧场，也变了面目。 　　一呼百应 　　上世纪五十年代，西安市的大小剧团都还繁荣在钟楼一圈，曾任西安市文化局局长的苏育生小时候家就住在西安城中心，离钟楼很近，看戏很方便。 　　那时候苏育生上中学，每天下午的课外活动时间，他都在教室里埋头赶作业，然后赶往钟楼看戏。5毛钱的坐票对学生来说不便宜，那时候1毛钱就可以吃碗面，苏育生常花2毛钱买张站票。 　　上世纪八十年代，从教师岗位调入西安市宣传部文艺处工作后，苏育生终于接触到了许多小时候只能在舞台上看到的老艺人们。一本偶然获得的易俗社著名老编剧范紫东年谱看得苏育生直惊讶，自己竟不知道陕西还有这样一位文化名人，他不仅写了许多经典的戏剧，还在音乐、关中方言、金石文字等多方面都有自己的研究和著作。 　　从此，苏育生逐渐被这个与众不同的秦腔剧社吸引，他尚了解到，解放前的三十多年，才是易俗社最辉煌的时候。 　　1911年，辛亥革命爆发。1912年7月1日，陕西同盟会会员李桐轩、孙仁玉以及王伯明、范紫东、高培支等160多名热心戏曲改良的社会各界知名人士发起和创建了以“辅助社会教育，启迪民智，移风易俗”为宗旨的陕西易俗伶学社（后改名陕西易俗社）。 　　跟传统戏班打着名角儿建社不同，孙仁玉和李桐轩是靠着一部《易俗社章程》来征得社会支持和建社资金的。 　　“这些老先生们大都在中华民国政府任职，充满治世抱负，把‘资产阶级民主制度’也搬到了剧团里来了。”苏育生告诉《中国周刊》记者。 　　易俗社章程规定，主要领导成员由社员民主选举，三年为一个任期，再次当选可以连任。社长负责之外还有一个评议部，类似于“议会制”，委员们可以共同讨论社内最大的事情，对人士罢免提出自己的意见。 　　“可以说易俗社是辛亥革命的直接产物，又有完整的章程和领先的宗旨，非常符合时代的潮流，因而能一呼百应，在很短的时间里就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力。” 　　当然，刚开始，社会上也有一些“封建人士”笑话创办人李桐轩“与优伶为伍”，李桐轩则写诗回赠，说自己给穷苦孩子吃穿、教育，每天早上看他们念书、练功，充满朝气，乐在其中呢！ 　　曾经的灵魂 　　87岁的郝振易是易俗社解放前培养的最后一期学员，从当学生到演员、乐手、导演和音乐设计，已经在易俗社呆了70年了，退休了还偶尔回来开会“提个意见”。 　　1943年，14岁的郝振易被带到易俗社。“像我这样的人，过去家都很穷，揭不开锅，老母亲托人把我领到西安，叫给我找个工作，只要饿不死就行。”当时的社长是高培支。他看了一下郝振易的五官、身条，听了听嗓音，就叫他留下了。 　　过去的易俗社，几年就招一批人，因为戏曲人才“成活率”很低，招50个人，三年后出班，可能20个人声音变了。解放前38年一共招了13班，毕业和肄业的共600余人。郝振易是最后一班学生。 　　招郝振易入社的社长高培支是易俗社史上任期最长的社长，先后在任20年。在郝振易印象中，他说话声音洪亮，喜穿一袭黑色对襟大褂，人称“高爷”。 　　他的威信，不止来自表面的威严。抗战时期，为躲避日本飞机轰炸，已六十多岁的高培支曾带着十几岁的学员们背着馍，每天步行来到长安一个村子树下练功，或在土壕里上课，往返三十多里，竟坚持了一年多，令学员们在战火中也没有荒废学业。 　　解放前易俗社的社长们，大多还是编剧。解放前38年，50位剧作者共创作了五百多部秦腔剧目，其中有几十部流传至今。孙仁玉和范紫东是最有代表性的两位剧作家。 　　因为研究范紫东，已经入职西安市宣传部文艺处的苏育生才开始了解易俗社，早期剧社领袖的身影越来越鲜活起来：范紫东喜欢清早四点醒来，躺在床上，抽着烟，思索剧本，晚上打会花花牌，再写到一两点；孙仁玉戴着厚厚的眼镜，每天在自己创办的民立中学和易俗社之间来回奔波，一路上念念有词，激动处手舞足蹈，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