玩转“公益艺术 + ”.docVIP

玩转“公益艺术 + ” 　　36岁的时候，老天帮崔峤纠正了有生以来唯一的一个错误决定。 　　那一年，她意外怀孕。之前，她和男朋友―现在的老公―决定不要小孩，因为那样更自由。 　　“但那时候追求的所谓自由现在看起来太肤浅了。”采访当天，北京当代艺术基金会理事长崔峤披散着及腰的黑发，一袭宝蓝棉麻长裙，脚穿及踝黑色短靴。她音调不高，但语速很快，笑声爽朗。 　　第二年，临盆在即，医生力劝37岁高龄的她剖腹产。她说不，“我要自然产，坚持要去试一下那个最艰难的过程是怎样的。” 　　要做什么，不要做什么，崔峤告诉《中国慈善家》，她很早就知道。16岁独自带着妹妹全国旅行，19岁大学毕业，紧跟着只身前往德国连读经济管理、艺术史和媒体三个硕士专业，她说自己“比较早熟”，乃至对于生死的问题，“5、6岁的时候就想得差不多了”。 　　“（生孩子）疼得要死，然后你养育这个孩子，每天陪伴她，经历这些过程之后，我对生命、对社会的理解有了很大的改变。” 　　生孩子之前，崔峤在尤伦斯当代艺术中心（UCCA）担任副馆长。两年多的时间里，她曾创下带领5人团队一年策划、组织了600多场文化艺术活动的纪录。但是，做了妈妈以后，她更切身地意识到，专业类的文化艺术机构，哪怕优秀如UCCA，依然难以满足大众更加日常化的文化艺术需求。 　　艺术不是走进美术馆、博物馆、专业艺术机构，崔峤认为，艺术是一种贯穿心灵的力量，“艺术教育应该从最开始的阶段就做得很到位”。然而，她发现，中国孩子接触艺术太晚，而且多局限在“艺术课”上。无论是社区还是家庭都缺乏应有的艺术氛围，大众还是普遍存在对艺术的距离感。 　　崔峤开始用母性的眼睛看待艺术教育。“作为家长，你有义务给孩子提供一个更有艺术感的环境。”在UCCA正做得风生水起，她还是选择了离开，没留后路，出发去找一个与社会系统有更多连接的新平台。 　　最终，她选择了加入北京当代艺术基金会。“我以前接触的机构多是各种国际机构、政府机构、专业的文化艺术机构，但是，如果能够结合自己对生活的想法，基金会可能是个特别好的平台。” 　　“艺术+”生活 　　“艺术到底可以跟什么加，才能更好地服务大家的生活，而不只是一句‘人人都是艺术家’的口号？” 　　生于艺术世家，在都市艺术发达的德国浸淫了八年，又在国内文化艺术行业摸索了将近十年，崔峤很清楚，“人人都是艺术家”是一个幻境。多年后被问起艺术与生活的关系，她说：“艺术跟生活能够特别紧密地结合成一体，而不是两个分开的世界。” 　　在UCCA的时候，她带领团队做过一个项目，让每个观众设想自己是策划人，写下最想做的文化艺术项目，然后每月选出最好的由UCCA出预算、人力、设备等去帮他们实现愿望。现在，她设想把这种“众筹”的模式引入到公募性质的北京当代艺术基金会，也为基金会所有的捐赠人和潜在捐赠人提供一个开放的平台，让他们一起参与到公共类艺术公益项目的策划和运作中。 　　“社区是我们公共类艺术公益项目的一个突破点。”她告诉《中国慈善家》，就在北京当代艺术基金会所在的小区，他们要做一个社区艺术公益项目的模式试点，而且马上要把基金会的部分空间改造成一个社区公益图书馆，未来还会在小区内设计建造儿童乐园、举办露天电影节等。 　　“艺术怎么能够跟更广泛的大众的每一天的需求、每一个人的需求发生关系，这是我们更关心的。”崔峤说，她所理解的艺术“更多应该是能够帮助社会各个系统去改善生活，让生活更愉快、更幸福。”2003年从柏林回到北京，在公交车站上看到的一副副木然的表情至今让崔峤心有戚戚。 　　2015年8月30日，北京当代艺术基金会正式启动“中国设计公益联盟”，探索艺术家、设计师和大众生活需求深入结合的途径。 　　就在接受专访的前一个晚上，基金会介绍了一位艺术家跟生前预嘱协会对接，希望能够把生命与死亡教育跟儿童绘本结合起来。“我们接触的很多设计师都有（公益的）情怀和想法。我们正在设计一个机制，想让设计师固定每年投入一些工作时间（做公益艺术）。”崔峤说。 　　崔峤想要把中国设计公益联盟打造成一个长期的机制，她也正带领中国当代艺术基金会开发别的合作形式，希望能够同时“照顾到艺术家和设计师的生存需求，不能总让他们免费干活。” 　　她从艺术文化和公益的结合开始，然后，走得更远。她说，传统的艺术慈善对她来说没有挑战。“真正了解各方面，找到文化艺术、公益、创投三方面的那个交点，才是够实在、够主动的。” 　　民间未来 　　崔峤对北京、上海等一线都市的文艺圈非常熟，但是如果去到一个二、三、四、五线城市，她根本不知道去哪里找一些有意思的人和事。对“个性化”有强烈执着，她相信每个地方都有非常不一样的个性和独特的经验，“包括它的潜力，它的新生代的人物，它正在讨论的文化话题，还有它的社区跟文化、艺术的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