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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温革命理想 重构叙事范型 　　纵览新世纪以来的电视屏幕，革命历史题材的电视剧可谓蔚为大观，占领了电视剧市场的大半江山，具有巨大的社会影响。然而，革命历史题材电视剧的创作成就虽然有目共睹，却也面临着两个重要问题：如何在“去历史化”和“去政治化”的大众文化语境中重温革命的理想、继承革命的价值并将其作为批判现实社会的精神资源？如何进行叙事范型的创新，从而更具技巧性地讲述革命故事，用更好的形式承载革命的内容？革命历史题材电视剧的主创者们如果想要推陈出新，就必须思考这两个问题。 　　新近播映的《十送红军》是革命历史题材影视剧中的突破与创新之作，也在创作实践上回应了上述问题。该剧是纪念红军长征80周年的献礼剧，该剧导演毛卫宁、编剧李修文为观众重现了长征那段风云激荡的历史画卷，穿插讲述了十位普通红军战士的生命故事。“他们不同年龄、性别、兵种，却有着共同愿望，那就是用自己的生命去守护和传递红色的星星火种。在这群默默无闻的战士的共同守护下，红色政权的火种终于安全的保留了下来，渐成燎原之势。”[1]该剧在央视一套黄金档播出，从2014年6月11日开播至7月15日收官，电视收视率和网络点击率持续走高，受到了观众的好评和社会的广泛关注。而该剧的热播也促使我们探究其背后成功的原因。 　　一 　　“长征是宣言书，长征是宣传队，长征是播种机。”长征（1934年10月?D1936年10月），是中国革命历史上最伟大的历险，也是改变20世纪中国历史的重要事件。正因为此，表现此段历史的影视剧数量很多。在既往的电视剧作品中，多将视角聚焦在领袖人物身上，正面描写毛泽东等革命家的政治韬略和革命实践，其中突出的代表作就是电视剧《长征》（2001）。《十送红军》则改变了之前的关注重心，将视线下移，聚焦在长征途中的普通战士身上，书写他们在战争中的喜怒哀乐和所思所感。从中我们可以看到当同一个长征故事被不同的叙述者叙述的时候所呈现出的不同的面向。《十送红军》的特色正在于它用全新的平民立场重述了革命故事，从而让革命的普通战士从历史的背景走向前台，站立在历史舞台的中心位置。《十送红军》是“无名战士的赞美诗”[2]，该剧告诉我们：“史诗性”不仅体现在伟大的“有名英雄”身上，更体现在牺牲在革命中的无名英雄身上。每一个普通人在革命中都是英雄，都值得被纪念和被讲述。 　　《十送红军》是关于十个战士的故事，也是主创者们为我们雕刻的长征群像。与以往长征故事用大篇幅集中塑造几个核心人物不同，该剧以“单元剧”的形式，用十个相对独立的故事接力来表现长征。如果说以往的故事是以长篇小说的方式来讲述，那么《十送红军》就是以短篇小说连缀的方式来进行的，这也就意味着该剧同时又是十个短剧。正因为此，《十送红军》其实是一部超浓缩的电视剧：每个故事的情节都很紧凑，节奏也非常快，因此具有巨大的戏剧张力。这无疑能最大程度地抓住观众的注意力，让观众投入故事之中。 　　《十送红军》的情节构思巧妙且充满传奇色彩。例如，第五个故事里孤身寻找队伍的女红军戴澜，她女扮男装混入敌营的冒险就颇具当代花木兰的意味。第八个故事里的小战士邓秋生乙冒名顶替和自己同名的“长胜模范”邓秋生甲，在巧合与误会中演绎了“名字的谜题”。第九个故事是战士贾学会带着一班战士奉命护送参加红军的农家少年郭小满的尸体回家，这个故事把情节的曲折和战争的残酷结合在一起。而第四个故事炊事员贺老憨和红军战士郑十一斤之间那种相依为命的、如同父子般的革命友谊也在战火中得到了升华。电视剧作为大众文化的消费产品，情节必须是“吸睛”的，才能让观众“看得下去”。从上述故事情节中，我们可以看到编剧李修文对情节的掌控能力。 　　情节的出彩固然是首要因素，但更重要的是塑造人物形象，用立体生动、充满个性的人物来打动观众。在《十送红军》中，主创者为我们塑造了十个平民英雄，他们在不同的故事中演绎着不同的生命史，以坚定的信仰为长征做出个体的牺牲，充满了人性的光辉和力量。《十送红军》的第二个故事是关于神枪手张二光的成长经历。他在“神枪手连”遇到一群颓废的老兵，这群人枪法精准，却因各种原因变得一事无成。在他和这群老兵之间，产生了各种具有喜剧性的戏剧冲突。他试图鼓励老兵们重振对生活的信心，却意外地失去了开枪的手指。于是，故事发生逆转，老兵们反过来鼓励他。最终，他们都找回了自我，一起参加湘江血战，最后壮烈牺牲[3]。在这个故事中，张二光的成长与其说是“想成为神枪手”的故事，还不如说是“想成为神枪手而不能”的故事。正是因为这种“不能”，革命中的生命变得有血有肉，个体的光辉被磨砺出来，张二光完成了一个战士的蜕变。 　　“十次感动，十次别离。”《十送红军》之所以让人感动，是由于对情感的出色表现。正所谓患难见真情?D?D战火纷飞的年代，生命被还原到最粗粝的状态，这反倒让我们剥离了平日里种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