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邹渊：躬耕不辍为法治 　　“法学是我的空气、水分和阳光。”2014年10月，在法治中国进程中的法学教育研讨会暨邹渊教授法律生涯60年座谈会上，邹渊这样形容法学与自己的关系。 　　作为贵州法学界的资深专家和代表，邹渊拥有近40年的高校法学教龄、60年的法律生涯。尽管已经年迈80，但邹渊仍然不遗余力地从事法学教育、立法调研及普法等相关工作，为推进贵州的法治建设躬耕不缀。 　　法学之路艰且长 　　邹渊于1935年出生在四川成都。抗日战争爆发后，年幼的邹渊不得不随家人四处辗转，饱受颠沛流离之苦。 　　十年的逃难生涯成为邹渊难以磨灭的记忆。高中时，一次偶然的机会，邹渊阅读到苏联教育家马卡连柯的小说《塔上旗》，其中改造教育流浪儿童的内容，让有过漂泊经历的他深受触动，萌生了从事教育的想法。 　　1954年，邹渊报考西南师范大学。但录取结果却出乎意料――被西南政法学院所录取，成为新中国“五院四系”法科院校招收的第一届大学生！对此邹渊并没有失落，反而颇感自豪，“学问应该跟着实际走，跟着时代的需要走。”正值新中国百废待兴，社会主义法学对法律人才的大量需求，让邹渊不仅对法学之路充满憧憬，更对法学教育的前景满怀期待。 　　“法虽然是一种工具，但当这个工具掌握在人民手中时，它就变成了建设社会主义的治国之道，秩序之轨，行为之范，权利之魂。”在邹渊看来，法既是工具更体现目的，而良法就是正义和真理的化身，因而，无论是研究法学还是致力于法学知识的传播，都值得自己为之追求终生。 　　为了这一理想，大学期间邹渊发奋苦读，取得了每门功课“全优”的好成绩。然而，他的理想却并未因此而如期实现。 　　1958年大学毕业后，邹渊被分配到贵州省德江县检察院工作。随后，反右运动极左思潮的泛滥致使全国检察机构被撤销，加上后期文化大革命“砸烂”公检法，邹渊的法学之路就此中断――他先被调至德江县教育局教研室，两年后又下放德江县文新戴帽初中，成为了一名农村教师。 　　“无法可事的日子，只能教教语文、数学，甚至去培养乡村赤脚医生。”回顾这段历史，邹渊感到庆幸的是，人生的低谷虽然彷徨苦闷，但他并未因此消沉，而是坚信法学的曙光终有一日会升起。 　　热血丹心沃新花 　　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社会主义民主法制建设开始步入正轨，处处展现出一片欣欣向荣的气息。沉寂太久后的邹渊振奋无比，“感觉如鱼得水、如草逢露。” 　　到1980年时，省内中学已经相继开设了《法律常识》课程，但由于许多中学教师法律基础知识的欠缺，教学效果并不理想。这一切邹渊看在眼里，急在心里，当时已担任铜仁教育学院副院长的他，决定开办中学法律师资培训班。邹渊根据大学所学的专业知识、结合十一届三中全会观点自编法学基础知识讲义，先后为100多名中学教师授课讲解，取得了很好的效果。 　　事情引起了教育部门的重视，1981年，省教育厅把邹渊吸纳进《中学法律常识教学参考》编委会，与温卓文、冉茂元等专家共同完成该书的编撰。1989年，国家教委师范司组织西南地区师范专科学校及教育学院协作编写《新编法律概论》教材，邹渊担任主编，出色地完成了文革后西南地区高等师范院校的第一本法学教材。 　　同年，邹渊被贵州民族学院（现贵州民族大学）聘为法律系主任，对于邹渊来说，这是人生中一个极为重要的平台。其时贵州民族学院法律系刚刚组建4年，师资力量还很薄弱，尤其缺乏专业骨干。到任后，邹渊找准问题所在，决定从引进人才、加强科研着手。 　　在任期间，邹渊千方百计广纳人才，先后为法律系引进吴大华、毛为民、罗洪洋等一批学者，不断充实师资力量;与此同时，历时5年，完成国家社科规划课题《贵州少数民族习惯法的调查与研究》，弥补了贵州少数民族习惯法研究的空白，使贵州成为全国少数民族习惯法研究的又一学术中心。此外，邹渊还邀请著名法学家、中国政法大学终身教授江平担任贵州民族学院法律系顾问，为学院不定期开展讲座，提高教师专业水平。因为邹渊及其同事的努力，贵州民族学院法律系一度“一枝独秀”，成为贵州高校法学院系的“龙头”。 　　然而，邹渊并不满足于此。面对当时贵州法学研究领域较窄，法学院校之间、学术单位与政府部门之间联系交流不强等局面，他有了更为深入的想法。从1989年开始，邹渊先后倡导成立了贵州省行政法学研究会、贵州法学论坛、贵州省仲裁法学研究会等多个法学交流平台。交流平台的建立，不仅扩大了贵州法学研究与交流的范围，更提高了法学学科的地位和学术引导力。 　　自此，贵州的法学教育迈向了一个崭新的高度。 　　生命不止志不歇 　　在推进法学教育过程中，邹渊硕果累累：1990年，邹渊成为贵州恢复高校职称评比后的第一位法学教授，2011年在获得全国“优秀仲裁员”称号后又被授予“终身仲裁员”。60年的法律生涯中，邹渊累计发表论文60余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