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小琼，愤怒的小鸟.docVIP

郑小琼，愤怒的小鸟 　　意料之中，预约见面的时候，郑小琼要求QQ上先谈，尽管我们已算熟人。“你知道，我见了面总说不出话。” 　　在我看来她是羞涩，但她自己常常说那是怯懦。以往，好几次，她已看到我向她走过去，但喊她一声，她还是会浑身猛然一震，似乎受了惊吓，然后双颊绯红。 　　除了文字，现实的世界对她而言似乎总是陌生的，尽管她早已读懂现实社会那一丝不挂的运行逻辑。 　　她身上照见的，是从质朴单纯的乡土环境到冰冷坚硬的工业社会的第一和第二代农民工的典型形象。农民工，工业社会，都是一个集合名词，不过前者之于后者，就像血肉之躯面对尖利而冰冷的铁。 　　郑小琼太了解这种不对等的关系了，铁成为一种压迫性的力量。就像蒙面的剪径者手中乌黑的枪管，如果他们说要开火，就真的会开火，这种威胁是随时会兑现的。 　　2006年开始，被极度矮化的农民工权利意识，在她头脑里以一种显性的、思维化的形态重新萌发。她坚持着以一种人类学的田野调查的方式，钻进这个阶层身体中最痛的部位，去接触和感受，然后用诗歌加以定格。 　　当她尚未成名，一切表达都还不具有公共价值的时候，她就像手机游戏中那只“愤怒的小鸟”，在精神世界里，以个体之身与工业社会迎头对撞。诗歌，就是把她发射出去的那把弹弓。 　　一旦她的表述进入公共视线，社会就看到了一个撞得头破血流的农民工群体形象。剧烈的痛，断指、疾病、殴打、欠薪、死亡、无以为家，乡村和城市同时陌生，下一代继续循环…… 　　与刚刚声名鹊起的余秀华不同，郑小琼的写作将群体之痛具象化，把“农民工”分解为一个个的“人”，有名有姓，有儿有女，都是父母生就，具备与衣食无忧者同理同构的痛觉神经。 　　即便如此，还是有不少人，喝口咖啡，吐一口烟，闭着眼睛说：“一个打工妹，懂得什么。” 被铁包围 　　3月中旬，郑小琼去奥地利作为期半个月的交流。出发前她坐在办公室，琢磨着怎么在诗集上签名，“雅正”、“存正”、“惠存”……英语该怎么写？正头痛间，诗人杨克走进来说，外国人，一个“TO”字代表了这所有意思。 　　郑小琼释然而笑，她将带着她那些充满了“铁的味道”的诗歌，飞赴诞生著名诗人里尔克（生于铁路职工家庭，擅长批判资本主义“异化”）的国度。 　　世相如铁。作为诗人的郑小琼，最擅长运用“铁”这一精神原型。 　　2007年，她的散文《铁?塑料厂》获得人民文学奖，她开始为世人所知，“铁”带来的压抑与疼痛也开始弥漫。 　　2000年以前，郑小琼一直生活在四川南充的农村。农村社会里，铁可说是“一家之主”，切割、翻动、改变一切，铁是某种精神崇仰。然而，在与工业社会的相逢以及长时间的相处中，铁迅速变得渺小。 　　“我到了东莞就进了一家五金厂，此后长时间在五金厂的流水线上工作。我很惊讶，以前也根本不敢想象，铁可以被随便切割、分叉、钻孔、卷边、打磨，根据需要，任意改变形状。” 　　铁在工业机器面前，如泥土般柔软，孤独而沉默，人呢？ 　　五金厂里，铁的车刀飞速转动，郑小琼的手指不小心靠了上去，半个指甲盖脱落，飞出，血淋淋的指端剧痛，浸透全身。 　　去医院包扎时，郑小琼发现，断指以及丢失的指甲盖，太过普通。“珠江三角洲每年有4万根以上断指，我常想，如果把它们都摆成一条直线会有多长。” 　　珠三角的外科医生们，有全国最好的断指接驳技术，因为有太多的实践经验。 　　在五金厂，郑小琼每个月都能看到流水线上的断指。对于工人而言，这是一种深切体验工业的强大的惯常方式。“他们像我控制的那台自动车床夹住的铁一样，被强大的外力切割、分块、打磨，一切都在无声中。” 　　东莞文学院副院长、作家柳冬妩，2003年在绣花厂工作，也曾被机器压扁手指，一根钢针同时穿透指头。“旁边的老师傅见得多了，很有经验，面无表情地使劲捏了我的手指一把，把它捏回圆柱形。” 　　在工业社会面前，与人体的脆弱共存的是权利的脆弱。 　　在第一次被查暂住证的时候，郑小琼还不知道暂住证是怎么回事。“多问了几句，就被拳打脚踢。” 　　柳冬妩1992年到达东莞，因为害怕被查暂住证，“像做贼一样找工作”。晚上，和十几名老乡一起睡在大朗蔡边村的同一间出租屋，治安员常常半夜踢门，他就用席子把自己卷起来，滚到墙角。“感觉自己就像是老鼠、蟑螂、臭虫。” 　　有一次被发现了，围起来打，打得鼻孔流血，还被戴上手铐，尖利的铁狼牙扯掉了他右手的一块皮肉。而这样的遭遇却还不算最坏，有工友逃跑时，被疑为小偷，抓住后在荔枝树上吊起来打，就像偷书的孔乙己。 　　打工诗人刘大程，当年与妻子同在东莞打工，也一直被暂住证折磨。“一般是在晚上或者凌晨，查证的人急雨般地敲门，不管你是男是女，不管你只穿一条内裤，整栋楼的人像鸭子一样被赶到一起，稍有反抗，就会挨打。” 　　2003年那次，刘大程的妻子已经买好次日的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