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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文治：欲救天下，先救学校 　　唐文治（1865――1954），字颖侯，号蔚芝，晚号茹经，清同治四年 （1865 年） 十月十六日生于江苏太仓，民国元年（1912 年） 定居无锡。交通大学第十一任校长、著名教育家、工学先驱、国学大师。父亲唐若钦为清贡生，以课徒教书为业。唐文治自幼从父攻读经书，14 岁读完五经。16 岁入州学，从师太仓理学家王紫翔，潜心研读性理之学及古文辞。18 岁中举。21 岁进江阴南菁书院，受业于东南经学大师黄元同和王先谦的门下，从事训诂之学。1954年4月在上海病逝，年90岁。著作有《茹经堂文集》、《十三经提纲》、《国文经纬贯通大义》、《茹经先生自订年谱》等。 　　一、唐文治的治学理念 　　唐文治先生自 1907 年起主持交通大学工作后，改办工科，至1920年，在教学上出现了一个稳定发展的时期，积累了一些办学经验， 形成了自己的某些教学特色和良好的学风。 　　科学的教育理念能正确地反映教育的本质和时代的特征，指明教育前进的方向。唐文治先生的治学理念是建立在对教育规律和时代特征深刻认识的基础之上的，他为实现自己的教育理念，作了长期的奋斗，当然也受时代和文化背景的影响。 　　（一 ）大学使命： 正人心， 救民命， 振兴中国 　　唐文治先生在清廷任职期间曾两次出国， 赴英、法、比、美、日等国访问， 对日本和欧美各国的政治、经济、文化教育等进行了广泛的考察， 对比当时状况， 他认为， 日本在明治维新之后， 出现了中兴时期，是学习英国和德国的结果； 他非常赞赏牛津大学， 认为“名儒名相都出其中”。在退出仕途以后， 决心从事教育， 期望通过教育能像英国牛津大学那样， 培养一批出色人才， 进而发展实业， 使中国有振兴之望。 　　唐文治先生在南洋大学任职 3 年后， 根据社会发展， 极有远见地把教育作为立国之本， 把学校教育提高到与社会发展相并列的战略地位， 提出： “立国之要， 以教育为命根， 必学术日新， 而国家乃有振新之望， 此必然之理。”他对大学使命和教育宗旨的认识是： “夫世界一教育场也， 国家一大学校也。善政不如善教之得民也。善政可以定一时， 善教可以淑数世。行其教者治，不行其教者乱， 而其大枢纽， 尤在于各省之吏治。” 　　1923年， 唐文治先生作“学校论”， 在文中提出：“欲救天下， 先救学校， 欲救学生， 先救人心”， “社会教育， 家庭教育， 政治教育三者与学校教育互相维系。而以学校教育为基础”等论点，“盖惟学校改良， 而后三者自能改良。惟三者进化， 而后学校益复进化”。对大学的使命， 作了极为精辟的论述。 　　唐文治先生进而论述了人的道德行为的重要性，他认为： 出于专长之外， 品行心术端正， 才堪做领导， 即为其人之“表” 。他说：“吾尝横览五大洲， 纵观二十四史， 凡其承焉、 与焉、 盛焉者， 皆上之人得其表者也。凡其亡焉、 废焉、 衰焉者， 皆上之人失其表者也。”他论述了天下之兴亡， 古今得失， 皆在一“表”字， 有师表而后有君表， 无师表不能治学校， 无君表不能治国家。 　　（二 ）大学的培养目标： 为国家造就领袖人才 　　唐文治先生在清政府任事不久， 值中日甲午战争失败。 6年后， 八国联军陷我北京， 帝国主义加紧侵略， 我国沦为半封建半殖民地国家。唐文治历任清政府重要职务， 对清政府内部官吏的目光短浅、 腐朽无能， 深为痛心； 对读书人反对谈洋务、不肯学习西方的长处， 深感不满。鉴于国家的积弱， 外侮的侵凌， 朝庭内部的争权夺利， 已似病入膏肓， 他决心退而办学。在 《论整理学部》一文中指出：“人才者， 国家之命根也； 学堂者， 又人才之命根也” ， 可见他对人才和学校的重视。 　　唐文治先生指出： “忆鄙人十年以前， 见美国教育家孟禄、 塞娄两博士， 均殷勤相告， 谓中国最要者在造就领袖人才。后访他国教育家， 亦多持此论。故鄙人办学时， 不自量力， 常欲造就领袖人才， 分播吾国， 作为模范。区区宏愿， 尝欲兴办 实业，……故三十余年前， 曾在北平创办高等实业学堂， 迨回沪后办理本校（ 指南洋大学 ） ， 并在吴淞创办商船学校， 此志未尝稍懈。”又说： “维余平日之志愿， 在造就中国之奇材异能， 冀与欧美各国颉颃争胜。” 　　他还进一步指出， 领袖人才， 就是要立志成为有领导能力的人才： “须知 吾人欲 成学问， 当为第一等学问； 欲成事业， 当为第一等事业； 欲成人才， 当为第一等人才。而欲成第一等学问、 事业、 人才， 必先砥砺第一等品行。属望今日座中诸同学， 必有大智、 大仁、 大勇之人， 救我中国。”他在 19 01 年随使日本时， 看到日本明治维新后国势强盛的情景， 深为感慨地说：“夫自古有不世之功， 而特患有不立之志； 亦无难成之事， 而特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