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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什么是一堂好课的追寻 上好课是教师的天职。课改不等于改课，但在我国，中小学教师至今能够自主地去做、也需要下功夫做、且必须做好的还是改课。 什么是一堂好课？这是教师不能不想的问题，如果我们把昨天、今天、明天联系起来看，它又是始终想不透的悬念。 一、课堂教学曾经发生的“两次转变” 教学问题本质上是教与学的关系问题。近百年来，在教师讲授和学生学习关系变革上发生了“两次转变”。 1.“不讲” →“满堂讲” 私塾老师上课，重经典背诵、不讲或很少讲，所谓“读书百遍，其义自见 ”。 冯友兰《三松堂自序》： 照这个大家庭的规矩，男孩子从七岁上学，家里请一个先生，教这些孩子读书。女孩子七岁以后，也同男孩子一起上学，过了十岁就不上了。…先读《三字经》，再读《论语》，接着读《孟子》，最后读《大学》《中庸》。一本书必须从头背到尾，才算读完，叫做“包本”。有些地方读“四书”不仅要背正文，还要背朱注，不过，我们家里没有这样的要求。 那时候教孩子们读经书，无论哪个先生也都是着重读和背，只要读熟了能背就行，本来就是不注重讲解的。 那时，人们并不认为“不讲”是好的。清代唐彪在《家塾教学法》中写得很明确： 凡书随读随解，则能明晰其理，久久胸中自能有所开悟。若读而不讲，不明其理，……与不读者无异矣。故先生教学功夫，必以勤讲解为第一义也。但塾师或不善于讲或不肯讲。 胡适回忆录 幼年很受父母宠爱，不满三岁，父亲就用教母亲用的红纸方子教他认字。母亲对私塾先生推进“红包”政策，本是一年两块银元的学费，她第一年就送了六块，最后一年竟送了“打破记录”的十二块。得了红包的先生自然“重赏之下必有勇夫”，对胡适“讲书”特别认真，一字一句讲得清清楚楚，这使胡适得到了莫大的益处，“他一身最得力的是讲书”。如《三字经》上“苟不教”，如果先生不讲，小孩字当然弄不懂，只当是“狗不叫”。光念不讲，学生自然味同嚼蜡。他们往躲在麦田或稻田里，宁可睡在田里挨饿，也不肯念书。 短文教学17步 一教：1.预备问答 2.观察实物或标本图画 3.内容问答并练习话法 4.指示目的 5.教生字，先教音，再教义 6.指名音读 二教：7.问答大意 8.复习生字 9.试读 10.齐读 11. 问答难字句 12.试讲 13.轮讲 14.练习写法 三教：15.练习读讲 16.深究文字内容，实质方面、形式方面 17.提出应用教材 发音准确，谈话完整；多用实物，直观教学；反复温习，读讲纯熟。 伴随着从私塾到学堂的过渡，发生了从不讲到勤讲解，是历史性的进步。 2.“满堂讲” →“精讲多练”“先学后教” 新中国对课堂讲授的批评始于1953年关于《红领巾》公开课的讨论。苏联专家普希金听课后指出：1. 课文共7节，已经授了4小时，看情形还要讲两小时，7页书用6小时是不应有的现象。这样分段讲解，不能让学生对整个作品获得完整印象。2. 教师很积极，但学生没有积极的形式。教师讲了40分钟，而学生讲了5分钟。应当让学生多说，教师少说。3.组成语文课的因素有朗读、复述、分析课文等，应该明确语文课的性质、特征，不能把语文课变成了政治课。由此引发了众多的针对少慢差费问题的课堂教学改革。 80年代初，尝试教学法：变先讲后练为先练后讲，促使教学关系发生了根本转变，有利于把教师主导作用和学生主体作用结合起来，具有中国课堂教学的特色。 90年代，洋思教学模式：先学后教，当堂训练，对课堂教学流程做了更加明确的规定，引入“生教”环节，构建了课堂教学改革的配套制度。学校接待来自全国学习者达120万人次。 2000年初，杜郎口中学：不只是课堂时间还把给学生，而更加强调赋予课堂学习以新的内涵，重在让学生学会学习、学会分析，学会思考，进行探究学习等。凸显了以学生互动、质疑为主要活动的课堂展示。 2010年，山西新绛中学半日授课制：第一天后半天自主学习；第二天早上展示交流。展示活动被进一步放大为主要课型，同时不再是“作业”情况为主要内容的展示，而是以专题学习报告为主要形式，包括“任务报告”“反思报告”“学术报告” 近年来的“慕课”：翻转课堂。 追求的“好课”：以学生自学、互学活动为主，先学后教，学生积极参与，教学效率高 值得反思的几个问题： 第一，60余年课堂教学改革，竟然针对同样性质的问题:讲授为主的教学方式下，学生被动学习，效率不高。讲授为主的教学根深蒂固，它与班级授课制度有着内在关联。可能，真正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