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当代文学史 农村题材文学.docx

当代文学教案章节：第二章农村题材文学教学目的及要求：要求学生了解当代文学的基本情况，梳理当代文学的定义及概念，明晰学习此门课程的作用及意义。教学方法：课堂讲授法教学内容提要1、“乡村文学”与“农村题材文学”的区分2、农村题材文学的发展及现状第二章农村题材文学一、农村题材文学概况20世纪以来的中国文学,乡村中国一直是最重要的叙述对象。因此,对乡村中国的文学叙述,形成了百年来中国的主流文学。这个主流文学的形成,一方面与中国社会在本质上是“乡土中国”有关,20世纪以来的中国作家几乎全部来自乡村,或有过乡村生活经验。乡村记忆,是中国作家最重要的文化记忆。另一方面,中国革命的胜利,主要依靠的力量是农民,新政权的获得如果没有广大农民的参与是不能想象的。因此,对乡村中国的文学叙述,不仅有中国本土的文化依据,而且有政治依据。或者说,它既有合理性又有合法性。但是,这个主流文学在中国社会历史发展的左右下,出现了两次转折:一次是乡土文学向“农村题材”的转移,发生于20世纪40年代初期;一次是“农村题材”向“新乡土文学”的转移,发生于80年代初期。现代中国文学最初对乡村的叙事是分裂的:一方面,贫困的农民因愚昧、麻木甚至病态而被当作启蒙或拯救对象,他们是阿Q、华老栓、祥林嫂;另一方面,乡村平静的田园又是一个诗意的所在,它是《故乡》、《边城》、《一个多情水手与一个多情妇人》。因此,那个时代对乡村的想象和叙述是矛盾的。乡村叙事整体性的出现,与中国共产党建立现代民族国家的目标密切相关。农民占中国人口的绝大多数,动员这个阶级参与建立现代民族国家的进程,是被后来历史证明的必由之路。于是,自延安时代起,特别是反映或表达土改运动的长篇小说《太阳照在桑干河上》、《暴风骤雨》等的发表,中国乡村生活的整体性叙事与社会历史发展进程的紧密缝合,被完整地创造出来。乡村中国的文学叙事在这个时代终结了。此后,当代文学关于乡村中国的书写都来自于这一模式,“史诗性”是这些作品基本的、也是最后的追求。《创业史》、《山乡巨变》、《三里湾》、《红旗谱》一方面它是对新道德的维护,是对不正当两性关系的“批判”;另一方面,两性关系又是乡村社会带有“娱乐性”的“文化生活”。我们在各种民歌或民间故事中都会感受到。因此,即便在“文革”时期,即便是被批判的对象,民众并没有把它看得多么严重。批斗会更像娱乐民众的文化活动。二、作为意识形态的“农村题材”乡土文学转向“农村题材”之后,中国主流文学在思想倾向和审美取向上发生了重大变化:在思想倾向上,是民粹主义的民众崇拜;在审美取向上,是暴力美学崇拜。中国原本没有民粹主义的思想流脉,“以民为本”不是民粹主义思想,而是中国本土历代帝王的统治谋略。与此相关的是,在“阶级”划分业已完成的时代,“一个阶级消灭一个阶级”的革命冲动和激情,形成了“农村题材”最鲜明的美学特征,这就是“暴力美学”。在《太阳照在桑干河上》,有一段斗地主钱文贵的场面:义愤填膺的翻身农民要同钱文贵“算总账”,地主必须在农民面前“跪下!跪下!”戴上“高帽子”的钱文贵还被吐了一口痰。在赵树理的《李家庄的变迁》中,地主李如珍被活活打死,李如珍的“一条胳膊连衣服袖子撕下来,腿虽没有撕掉,裤裆已撕破了”。这种“暴力美学”不仅在“农村题材”的作品中普遍存在,而且在表现建立现代民族国家过程中的各个阶段,比如抗日战争、解放战争等文学作品中,更是有过之而无不及。这种倾向培育了民众的暴力欣赏趣味。当急风暴雨的革命成为过去之后,对暴力的欣赏仍然是普通读者主要追逐的对象。80年代以来,“武侠小说”的风行证实了这种趣味的顽固存在———当暴力在社会生活中不再具有合法性的时候,那个虚拟的文学空间就成为血雨腥风、血流成河的替代场所。三、“农村题材”的终结与新乡土文学的发生　“农村题材”的整体性的叙事,在这条思想路线指导下的乡村中国和广大农民,没有找到他们希望找到的东西。不仅柳青的《创业史》难以续写,浩然的《艳阳天》下也没有出现那条《金光大道》。1979年,周克芹发表了《许茂和他的女儿们》,作品以现实主义的方式,率先对这个整体性提出了质疑;1980年,张弦发表了《被爱情遗忘的角落》、高晓声发表了《陈奂生上城》;1981年,古华发表了《爬满青藤的木屋》,再现了乡村中国依然处于蒙昧状态的不同景象。这些作品的发表,虽然有意识形态的因素,有思想解放的社会政治环境,但乡村中国文学叙述传统对文学内在规律的激活是其重要的原因。这是来自中国本土的文学背景。我们必须承认,上世纪80年代之后,中国文学界对包括世界文学在内的文学经典,有一个再确认的过程,曾经被否定的世界文学经典重新被认同。80年代初期,世界文学名著被读者狂热购买的场景今天仍然历历在目。无论是作为一种文学知识,还是作为一种重要的文学遗产,世界文学显然潜移默化地、也深刻地影响了中国三十年来的文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