纱帽底下无穷汉.docVIP

纱帽底下无穷汉 　　道光、咸丰年间，全国书吏的灰色收入超过2000万两白银，整个清朝的财政收入才不过4000多万两白银。 　　晚清官场小说《官场现形记》里描写了一个叫黄二麻子的人，他在社会上摸爬滚打多年，“看来看去”――经过比较，最后得出一个结论：“统天底下的买卖，只有做官利钱顶好，所以拿定主意，一定也要做官。”黄二麻子的人生经验和选择是具有代表性的。 　　晚清时期公务员的收入究竟如何，以至于让黄二麻子“一定也要做官”呢？我们来看一个具体的例子。 　　一个公务员的收支账本 　　晚清有一个公务员叫李慈铭，在他的日记（《越缦堂日记》）里，详细记录了自己的日常生活和家庭收支情况。 　　光绪十三年（1887年）五月，李慈铭被授予户部江南司郎中一职。这个职位就相当于现在财政部江南（包括现在的江苏、上海、安徽）司的司长。江南是富庶之地，当然是肥缺，但清朝各司都有两个郎中：满郎中和汉郎中，满郎中是一把手，汉郎中只能是二把手，一个有实权，一个办实事。但从其日记看，李慈铭是一个既无实权，又不怎么办事的主儿，一年中，他基本上不去衙门，只在报到时去了一次，年终考核去了一次，其他时间基本上不管司里的事，可算做庸官，绝对算不上贪官。 　　历史学者洪振快在《亚财政》一书中，梳理了这位公务员的收支状况：李慈铭一年得到的工资（含养廉银）是135两银子，和大约1200市斤的糙米。这135两银子大约只值13500元人民币，平均每月只有1000多元。难道他就这点收入吗？当然不是，这只是他真正收入的一个零头。因为他这一年的花费就高达2000两银子，相当于人民币20万元。 　　李慈铭的工资外收入包括印结银、馈赠、书院束修、礼品四项。清代各省人士到北京办理捐官等事宜，要请同乡京官证明其申请材料（身世、履历等）所说情况属实，为此需要一份盖了印的保结文书――印结，为同乡出具印结的京官，每月都可分一次这种银子，即印结银。馈赠，指清代京官有地方官送的冰敬、炭敬和别敬等。冰敬、炭敬以夏天送冰、冬天送炭为名，但从它赠送的时间看――一般是端午节和春节前后，实际上是过节费。书院束修是他在北海学堂讲学的兼职收入。这几项加起来合计2061.2两银子，这还属于货币化的收入，另外像俸米以及别人送的各种实物礼品不计在内。礼品有茶叶、烟草、火腿、鱼翅、笋干、糕点、水果以及毛笔、书籍等。茶叶有杭州龙井、白菊花、碧螺春等。李慈铭有吸水烟的习惯，馈赠的烟草已经使他不必到市场上去购买。 　　官员即使做到正部级，官至一品，已经是高官显宦，每年俸禄也不过180两，外加俸米90石。至于中下层官员年俸就更少：六品六十两、七品四十五两、八品四十两、九品三十三两。李慈铭的灰色收入部分是其工资的15倍之多，因此才能整日赴宴、听戏，还要纳妾，日子过得相当滋润。在清朝官场，李慈铭的收入还真不算高。俗话说，官大一级压死人，李慈铭的上司，财政部副部长（户部侍郎）王文韶的正式工资一年虽不到200两，但仅“饭补”一项就秒杀李慈铭，高达26000多两。 　　地方官高薪难养廉 　　要论官俸，在京城的京官与在外地当官的外官比起来要差一大截。清代为防止地方官贪污，凡在地方做官的都有数量不等的养廉银，如作为一品外官的总督，虽然俸银也只有180两，但养廉银则高达1.5万两，个别甚至高达3万两，高出京官30倍以上。即使是七品知县的年俸也比七品京官高8倍。 　　外官薪俸如此之高，实际是出于“高薪养廉”的考虑。但“一年清知府，十万雪花银”，地方官吏并未因薪俸优厚而有所收敛。所谓的“高薪”相对于官员的胃口距离还差得远，曹雪芹的祖父曹寅薪水加起来一年不过200两，维持三口之家的小康生活没问题，但距离大观园里的生活标准就差得太远了。大家都知道，曹寅的职位那是肥缺。 　　论工资，京官，尤其是中下层京官的穷是出了名的。人们常称他们为“穷京官”。那这些收入能维持其生活吗？官员需要多少开销呢？按张之洞的说法：“计京官用度，即十分刻苦，日须一金。岁有三百余金，始能勉强自给。”按这个标准，京官生活得应该很清苦。 　　但张之洞所说的标准是对官员说的，不包括普通百姓。清代的普通老百姓一家一年如果有几十两银子的花费，已经算是小康水平了。这么看，即使官员没有灰色收入，官员也未必就真的苦到哪里去。 　　可以说，京官的“穷”，在很大程度上是他们的生活方式造成的，官员要租好房子，乘好车马，讲究穿戴，雇用佣人，再加上应酬交际，每月的花销不是个小数字。李慈铭本年度的花费中，作为基本生活不可少的花费并不多，包括一处大宅院的租金在内总共也不过是二三百两银子。张之洞的说法暗含了这样一个事实，京官的实际年收入很少有低于300两的。 　　小吏也能刮大油 　　在晚清官场最能“刮油”的当属那些各部的书吏，书吏即办公室的普通文员，是最基层的公务员，但他们却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