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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由与统一：穿越德意志历史的建筑之旅 　　2014年11月9日，德国首都柏林的夜空下人流如潮，一个个用LED灯点亮的气球排成一条蜿蜒的曲线，把柏林分割成东西两部分。就在一瞬间，这些气球被同时释放到漆黑的空中，这条白色的边界随即蒸发，柏林又重新融为一体…… 这个仪式旨在提醒人们就在短短25年前，柏林乃至整个德国都被一条武装森严的边界线划分成东西两部分;在25年前的那个历史节点，德国统一之梦随着柏林墙的倒下不期而至。 　　在喝彩声和贝多芬第九交响曲的烘托下，纪念仪式仿佛成了节庆;然而，严肃的德国人从民族意识觉醒到真正完成民族目标，走过了160多年血和泪的坎坷历史。“自由”（Freiheit）和“统一”（Einheit）这两个押韵的德语单词，是自19世纪中叶以来德意志民族一直探讨和追求的两个核心价值。在这个过程中，各色政治人物和势力在这200年里粉墨登场，试图为各自心中的“德意志问题”抒写各自的答卷，几乎两个世纪的硕果和教训确实值得珍惜和反思。除了著名的柏林墙，德国境内还有许多独特的建筑物，就好像散布在史书中的脚印，帮助我们追溯德意志民族的足迹，不妨随着这些建筑物，回看德意志追求统一与自由的100多年。 勃兰登堡门与古典精神 　　自古以来，夹在法国和沙俄帝国中间的德语地区，并没有一个统一的民族国家。300多个小诸侯在这片土地上建立起他们的小朝廷，割据一方。在格局凌乱的德意志地区，有两个王朝代表着德意志文化的两个走向：信仰新教的霍亨佐伦王朝在北方建立起一个军事强国―普鲁士王国;以天主教正统为自居的哈布斯堡王朝则牢牢掌握着古老的神圣罗马帝国君权，称雄南部。霍亨佐伦家族与哈布斯堡家族在军事与外交层面的纷争与和解，往往与外族列强在整个欧洲大格局的对峙撇不开关系，民族内部的矛盾成为欧洲外交大气候的风向标。 　　在松散的德意志各邦中唤醒民族向心力的第一波力量来自文化艺术，而在18世纪末涌现的德意志文学与音乐巨匠无不受法国启蒙运动思想影响。以歌德和席勒为核心的狂飙突进运动是德语文学史特有的一个短暂时期。歌德对人性的洞察和席勒对自由的理想主义追求让德语地区的普通读者对政治现实和民族状况感到无比失望，文人的理想世界与割据一方的小暴君们领导的世界格格不入。“自由”这个概念，仿佛在德意志的现实世界中遥遥无期;在精神世界，思想家们提倡一种“内在的自由”。威廉?冯?洪堡（Wilhelm von Humburg）认为教育可以造就一个自律并且自发的有教养群体。他提倡德意志民族需要打造一个“有教养的共和国”，这个“共和国”的“公民”是一群回归希腊古典精神的“全能型天才”组成：他们知识丰富，好奇心强烈，文艺口味高雅。即使在黩武的普鲁士王国，在启蒙时代的大环境下，腓特烈大帝一方面延续黩武政策，一方面内心世界向往古典的精神世界，就连他为了庆祝军队凯旋通过的勃兰登堡门也是效仿希腊古典风格的建筑。这个高耸的城门自东往西，通向霍亨佐伦家族城堡，城门顶端的胜利之神雕塑高举权杖，牵着5驾马车，歌颂君王的文治武德。 　　然而，历史给普鲁士王国开了一个玩笑：第一支通过这个城门的军队不是普鲁士军队，而是横扫欧洲的拿破仑军队。代表启蒙理想的法国军队把曾经貌似无坚不摧的普鲁士军队打得落花流水，就连城门顶端的胜利之神驾驶马车的雕塑也被拆卸并运往巴黎。拿破仑对于德意志人民来说，既带来了进步也带来了羞辱。 　　拿破仑对德意志地区的统治客观上帮助整合了德意志诸侯割据的局面：在他的主导下，受法国控制的诸侯成立了莱茵河联盟，把小朝廷数量撤并到39个，设立中央代表机构管辖，同时迫使哈布斯堡家族解散神圣罗马帝国，从此日渐脱离德意志的内部事务。 保罗教堂和“铁血宰相” ▲帝国议会大厦 　　拿破仑溃败后的德意志地区再次陷入诸侯割据的局面，但是拿破仑军队带来的启蒙思想洗礼却永远改变了德意志人的政治生态。人们意识到要有一个中央代表机构来协调德意志民族的内部事务，一个名为“联邦议会”的机构在德国城市法兰克福应运而生。法兰克福今天是德国的金融中心，20世纪末建造的银色摩天大楼耸立在天际线上。然而有一座低矮的红色砖木教堂，被埋没在这些高楼大厦当中。这座今天看来不甚显眼的3层高教堂，就是保罗教堂。它当时是整个城市的制高点，也是德意志地区首个议会的所在地。 　　19世纪初一种新的思潮开始卷席德意志各邦：民族主义。当时的民族主义代表更加进步民主的思想潮流。特别是在德意志地区，广大民众特别痛恨反复无常的小朝廷暴君，他们希望德意志民族能走上宪政国家的道路。自由主义者和民族主义者此时提出“自由”和“统一”的民族口号。同时，代表保守势力的奥地利皇帝、普鲁士国王和俄国沙皇在1815年缔结“神圣同盟”，决心捍卫专制君权秩序。一场意识形态斗争开始了。在红色教堂里，代表进步思想的自由主义议员和代表诸侯势力的保守派议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