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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城市化进程中失地农民保障问题的思考 　　【摘 要】城市化进程中由于对失地农民就业安置不到位和社会保障不可持续性，造成失地农民生活水平下降、就业无着落等问题日益突出。本文阐述了当前失地农民问题的种种表现，客观分析了问题产生的原因：直接原因是征地补偿的不充分与不到位，保障机制缺失；深层次的制度根源在于现行征地补偿制度与农地产权制度。因此要解决这一问题，就应构筑起“经济补偿、就业扶持、社会保障”三位一体的保障体系，并改革农村土地产权制度与征地补偿制度。 　　【关键词】城市化；失地农民；保障体系；制度改革 　　当前，在我国城市化迅猛发展的过程中，大量农业用地被征用变为非农建设用地，大批农民为此失去土地。而因现行农村土地产权制度、土地征用与补偿制度存在诸多缺陷，失地农民为城市化发展做出巨大牺牲后却连其基本的合法权益都难以得到有效保障。他们失地后“种田无地，上班无岗，社保无份”，沦为城市化催生出来的游离于城市与农村之间的“流民”型弱势群体，生存与发展受到了严重的现实威胁。对此问题，政府必须高度重视，深化认知，强化自身的责任意识，因地制宜地为失地农民构筑起“经济补偿、就业扶持、社会保障”三位一体的保障体系，并积极改革现行的农村土地产权制度和农地征用补偿制度，为失地农民的保障提供根本性的制度保证。 　　一、当前失地农民权益流失的现状 　　土地是我国大多数农民安身立命的基础，是农民就业、养老的最基本、最可靠的保障。土地一旦被征占，就意味着农民失去了最基本生存保障，相当部分失地农民一夜之间成为失地又失业的新的困难群体。具体体现在“四难”： 　　（一）失地农民就业难。 　　失地农民向非农就业转移过程中，除少数人能利用城市发展带来的商机来经商办企业外，由于大多数失地农民的文化素质和劳动技能普遍偏低，难以找到新的就业机会。特别是40岁以上的劳动力，尤为突出，虽然他们过去是农业生产的能手，但缺乏从事二、三产业经营的技能和经验，大多数只能就业于加工业、建筑业、运输业、环卫、保安等强体力劳动岗位，收入少且不稳定，还受到歧视和不公正待遇，不少人即便暂时有被安置就业，由于多种原因，往往成为优先下岗的对象，在就业方面明显处于劣势地位。 　　（二）失地农民生活难。 　　虽然从短期看，一次性安置费能维持一个时期的生计，实际生活水平不至于明显下降，但毕竟不是长久之计，一次性安置补助费用远不能取代土地所具有的“最后的保障”的社会功能。随着安置费用逐渐用完，很容易陷入生活无着落的困境。 　　（三）失地农民的保障难。 　　对农民而言，土地承载着生产资料和社会保障双重功能。首先，一次性货币安置只是为失地农民提供必要的生活补偿，并没有与社会保障制度同步衔接；其次，由于社会保障门槛较高，现行征地价格满足不了建立失地农民养老保障制度的需要，一次性货币补偿金直接发到失地农民手中，随着领取的一次性补偿金逐步用完，失地农民社会保障问题突现出来。目前，失地农民的社会保障覆盖面窄、保障水平低，自谋出路的农民参加社会保险少，而医疗和失业保险的参保率更低，特别是老年人、病残人等弱势群体，养老保障已成为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 　　（四）失地农民发展难。随着我国工业化、城市化步伐的加快，大规模、快节奏的征地而引发的“失地综合症”，对失地农民的生产生活冲击很大，引发农民“厌农”情绪。部分农民还存在着“高不成低不就”的就业观念，依靠有限的补偿费和“房租经济”坐吃山空，对今后的生活缺乏信心和长远打算，失去了重新创业的勇气和拼搏精神，表现出好逸恶劳、游手好闲、听天由命的低落情绪，甚至有个别还参与赌博，染上不良恶习。 　　二、失地农民问题形成的主要原因 　　（一）造成失地农民权益流失、生活困难的表层原因 　　（1）征地补偿标准过低。根据我国现行《土地管理法》，征地补偿费用以“产值倍数法”计算，即以作为农业用地的原土地年产值的一定倍数作为征地补偿标准。这种计算方法显然缺乏说服力和公平性，因为它既未考虑到不同地区地价上的差异，也不能体现出因土地的种植结构不同而产生的产值差异，更排除了失地农民对其被征土地在“农转非”过程中所发生的市场价值的巨额增殖收益的分配权。此外，我国各地征补偿费用普遍偏低，一般只够维持一个农户家庭三到五年的基本生活，根本无法解决农民的长期稳定生活出路问题。 　　（2）补偿费用分配混乱。在城市开发进程中，农地被征用后变为非农用地，其市值一般可以飚升数十倍甚至上百倍，但失地农民和农村集体所得的补偿费用只是其中的很小一部分。我国现行的征地补偿中土地补偿费占大头，归农村集体统一支配；其他补偿占小头，归农民个人。而目前各地对土地补偿费用的分配与管理缺乏明确、规范的制度，使这笔资金在实际分配过程中极易流失，尤其是乡镇基层政府“趁混水摸鱼”参与分配、村级留用比例过大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