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郭靖形象对传统侠文化的传承与发展.doc

试论郭靖形象对传统侠形象的传承与发展 内容摘要：侠文化在中国源远流长，自战国产生后，历经汉魏唐宋直到明清，经久不衰。各个时代都有自己的鲜明特色，它们又共同有民族特征的侠文化。金庸小说是对中国传统侠文化的传承与发展，本文试图从郭靖这一形象切入，分析一下这种传承与发展。 关键词：金庸小说；郭靖；传统侠文化；儒侠；侠之大者 正文： 一、传统侠文化及侠形象 侠文化是中国文化最独特的一部分，也是较能体现中国文化本质的一部分。然而对于武侠之侠乃至侠文化的认识及其分析，则是大相径庭。反对者，深恶痛绝；赞成者，推崇直至。 第一次提出侠这一概念的是法家代表人物韩非，见于其《五蠹》篇“儒以文乱法，侠以武犯禁”，“其带剑者，聚徒属，立节操，以显其名，而犯五官之禁。”[1]在韩非子的描述中，我们可以看到侠的大概面貌，即：以武犯禁；带剑；立节操，以显其名。所以，侠一出现便与武、剑紧密的结合起来了，这便形成了侠最初的两个特征。 汉代司马迁的《史记》被公认为是侠文化和侠文学的源头，其在《史记?游侠列传》中说“今游侠，其行虽不轨于正义，然其言必信，其行必果，已诺必诚。不爱其躯，赴士之厄困。即已存亡死生矣，而不矜其能，羞伐其德，盖亦有足多者焉”。[2]司马迁记述了朱家、田仲、郭解等布衣之侠的其人其行，充分肯定了这些侠士的积极作用。侠作为一类人的指称开始有了属于自己的性格因素：重信守诺与轻生重义。这也是侠最令人神往的，深深的影响着一代又一代人。 魏晋南北朝时期，由于战乱，民不聊生，国家政权衰危，游侠有了很大发展，他们或建立自己的武装、或依附于各路豪杰，在战乱中建功立业。身体强健，崇尚武力，希望以武力安身立命，讲义气，重守诺，易冲动，不惜性命依然是他们最主要的特征。 唐代是一个尚侠的时代，诗人文士们多崇尚侠义，竟相在自己的诗篇文章中表达对侠客的仰慕与认同，从初唐陈子昂到盛唐李白，都有很多歌咏侠客的诗歌传世，如李白的《侠客行》“赵客缦胡缨，吴钩霜雪明。银鞍照白马，飒沓如流星。十步杀一人，千里不留行。事了拂衣去，深藏身与名。闲过信陵饮，脱剑膝前横。将炙啖朱亥，持觞劝侯嬴。三杯吐然诺，五岳倒为轻。眼花耳热后，意气素霓生。救赵挥金槌，邯郸先震惊。千秋二壮士，煊赫大梁城。纵死侠骨香，不惭世上英。谁能书阁下，白首太玄经”；[3]同时唐传奇中专门有豪侠小说一种，塑造了“红线女”“虬髯客”等流传千古的英雄形象。唐传奇中的侠客大多寄寓风尘，平日不露山水，危难时才偶尔一现峥嵘，便又隐于茫茫红尘。这时的侠，轻生重义性格被济危救贫的豪侠性格所替代，侠客少了一份壮烈而多了一份潇洒。 进入宋代之后，豪侠开始逐步走上与统治者思想合拍的道路，至明清侠义公案小说中出现了不同于以往的“官侠”，他们生存的环境从江湖转换到了庙堂，他们的追求由不求闻达到注重侠义建功，他们的精神内质从江湖义气转变为恋主情结。典型的如《三侠五义》中被封为“御猫”的南侠展昭。民国之后的武侠小说并没有突破传统侠文学的藩篱，侠并未能脱出传统游侠、豪侠、官侠三种类型。 二、新派武侠小说中的侠形象 二十世纪中期，香港出现了以梁羽生和金庸为主导的新派武侠小说龙虎斗京华侠客们受到赞颂和敬仰，不仅是因为他们高超的武艺，更重要的是他们重然诺，轻生死，肝胆倾交，义重如山，为朋友两肋插刀，临危难而不苟的可令人血为之沸的江湖义气，是他们四海为家快意恩仇的男儿气概，是他们路见不平拔刀相助，扶危济贫等为人们所心向往之的侠义精神，这些郭靖都具备。这也是一般意义上的侠，武侠小说中最常见的侠的平民化。尽管郭靖身为众人敬仰之大侠，但我们却感到特别亲切，仿佛就是身边的朋友，不像传统的侠高高在上，只是人们有危难时拔刀相助，事后拂身而去。金庸笔下的郭靖具有和我们常人一样的性格，甚至资质比我们还要差一点，他的一举一动都那么熟悉，他的所思所想是我们每个人都经常想到的，而他的经历又是许多人向往却未能经历的，郭靖成为大侠向我们宣示了侠其实就在我们普通人中，只要有机会，人人都可以成侠。重侠不重武，是金庸小说一贯的思想趋势。虽然武侠小说不能没有武，但金庸小说之所以那么有魅力更根本的是在于以侠为中心发生的各种各样的生活，以及这些生活所包含的丰富的文化意蕴。金庸小说中不存在什么无聊的为了打斗而打斗的情况，即使迫不得已，金庸小说中的武多是诗意化的，很少有特别血腥残酷的场面，当然作为武侠不可能没有如《天龙八部》中萧峰在游家庄的杀戮但金庸在极力避免，因为许多情况下单纯的并不能够解决问题，相反侠常常能化干戈为玉帛。郭靖考虑问题往往总是先从侠义上，他有自己的是非标准，不管是谁哪怕武功地位再高，只要做得不太合适，他总会站出来据理以争，虽吃亏不少，依然如故。《射雕英雄传》中郭靖因误伤人命后痛苦的思考耐人寻味，其实当时如果郭靖不还手，就会被人杀死，但他本能的还手却使那人丧命。生命的脆弱使郭靖十分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