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贽批判精神的现代分析(修订).doc

李贽批判精神的现代分析 李文浩 （江汉大学外国语学院，湖北 武汉 430015） 摘要：四个多世纪以来，明末思想家李贽和他的批评精神一直受到古今中外研究者的关注，得到的评价各不相同。二十一世纪的李贽研究需要超越以思想批判思想的藩篱，有必要将李贽研究置于一个普适性的批判性思维的评价体系之中。通过这种评价体系，能够清楚地揭示李贽在独立思考、勇气、谦虚、开放、宽容、公正、理性、毅力和自我反思等方面的素质。这些素质既反映了李贽批评精神的个人特点，在中国知识分子当中也具有一定的代表性。新的评价体系提醒我们，中国知识分子的批判精神或许存在某些具有共性的问题。 关键词：李贽；批判精神；批评性思维；评价体系 评价一位思想家，不同的研究者往往得出不同的结论，这是因为各家的评价方法和体系的不同。对明末思想家李贽的评价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四百多年里，李贽的思想魅力经久不衰，古今中外对他的研究从未停止，但对其评价至今仍未达成共识。 李贽同时代的朋友和敌人对他的看法完全对立。友之者说：“李先生，所谓百世以俟圣人而不惑之人也。”[1]毁之者说：“自古以来，小人之无忌惮，而敢于叛圣人者，莫甚于李贽。”[2]他们都根据儒教教义和与“圣人”的关系来评价李贽，却得出“俟圣人”和“叛圣人”两个截然相反的结论。后世对李贽多持肯定态度，但其间的争议也不小。西学东渐时，学者们将他与西方思想家比较。严复译穆勒的《自由论》一书时，将李贽与穆勒相提并论，认为他对纲常名教的自由言论与穆勒对宗教的自由言论具有相似的意义。[3]继承这一观点的，有“五四”时期的“只手打倒孔家店”的老英雄吴虞先生和当代学者许苏民先生等。许先生将李贽的思想与西方启蒙精神相比较，认为李贽是明清之际中国早期启蒙思潮的重要代表，其思想是中国原生的现代化思想的历史根芽。理由是，从他开始，中国人才具有了“认知高于价值”以及“没有真就没有善”的现代理念。[4] 纽约州立大学的历史教授黄仁宇先生，在其1976出版的《万历十五年》中做出了不同的判断，他认为李贽是一位“自相冲突的哲学家”。黄教授注重历史文本分析，着眼于李贽思想的系统性，却发现李贽的言论常常前后矛盾，其思想一半唯物，一半唯心。[5]1982年，郑培凯先生在美国科学年会上提交了《从李贽评价看中国政治延续性》的论文，将二十世纪中国的李贽研究分为四个阶段：二十年代，三十年代至一九四九，五十至六十年代，和七十年代。郑先生认为，最后一个阶段从儒法斗争的角度研究李贽，其实只是利用他开展政治和思想意识的斗争。[6] 以上儒教、西方启蒙、历史和儒法斗争等不同的评价体系，揭示了李贽思想的不同方面。思想研究可以是思想内容的研究，也可以是思维的研究；可以从一种思想的角度去批判另一种思想，也可以从超越意识形态的思维研究的角度。我们的研究并不打算因循过去用思想批判思想的老路，而是要研究李贽在广义的思维上的特征；我们暂不打算研究他思维的全部，而只研究其中典型的部分——他的批判性思维；我们也暂不研究其批判思维的全部，而只研究其中的一部分——他的批判精神，因为李贽正是以其鲜明的批判精神而著称于中国思想史。李贽的批判精神是中国的，也曾经是亚洲的：他的思想对日本明治维新运动的先驱者吉田松阴（1829-1858）有过深刻影响。[7] 李贽的批判精神曾刺激过中国的思想创新，但没有在中国产生推动类似西方工业革命的力量，也没有促成中国诞生自己的牛顿和达尔文。相比较地，发端于十七世纪欧洲启蒙运动的现代西方的批判精神（尽管源头可以追溯到古希腊的苏格拉底），由怀疑教会权威、反抗宗教禁锢发展而来，最终成为了近、现代西方科学和思想创新的引擎。发展到今天，西方的批判精神已经具有现代性、普适性和经验上的成熟性。 二十一世纪的李贽批判精神研究需要一个现代的、全球普适性的评价体系，因为中国已然处于全球化之中。也就是说，要从这位古代思想家的精神遗产中发现一些有益于今日中国的内容，就有必要将他的批判精神置于一个超越思想流派的、普适的评价体系之下。于是，我们决定把李贽作为中国知识分子的一个标本，置于当代西方批判性思维的评价体系之下来重新观察。这样做，不是要用当代的标准去苛求一位古代思想家，而是要弄清楚，这位被尊为明朝末年最具革命和批判精神的思想家，在新的评价体系下会呈现出怎样的面貌，以及与西方的批判精神相比，中国的批判精神到底有何不同。 从批判性思维的角度研究李贽并非没有先例。前苏联学者A.N.科勃泽夫曾撰文指出：李贽的著作体现了他的主观自由观，对他本人而言著书是一种取代了传统形而上学的思辨活动，他的著作是埋葬形而上学的墓地。[7]黄仁宇先生在评价李贽时，也或多或少地分析过李贽的批判性思维。本研究的不同之处在于，我们采用了一套明确的批评性思维的评价体系。 一、当代西方批判精神的评价体系和评价方法 西方话语中的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