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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权法主体论 尹田 大家上午好，很高兴有这个机会跟同行对物权法问题进行交流和讨论。 大家都知道，物权法是立法的重点焦点，接下来是侵权法，最后是民法总则。物权法的起草遇到了一些麻烦，受到了一些挑战，我们认为这是一个大背景之下遇到的一个必然的事件。整个社会的体制改革、真个社会的走向也遇到一种挑战，实际上是一种极左思潮的影响，我把它称为“成大范式”，权力改革问题我们没有解决好，必然会出现这种趋势，这是大范围的问题，但跟我们民法改革密切相关，它为什么不再别的地方出现这样的争议点，而在物权法这个领域出现，这是有一定的原因的，后面我还会讲到这一点。其实有些问题都是联系在一起的，只不过是其爆发点选在那里是有讲究的。前一段时间修改了公司了，私下与王宝柱在一起时，他就笑，说“你们物权法遇到麻烦了”。我们公司法幸好没有，其实公司法修改最重要的一条就是把股东的地位给改了，原来股东规定是公司的所有者，现在把它改成公司的投资人，享有投资人权益而不是所有者权益，这是不一样的。公司法它没有突出对国有企业这样的国有独资公司的特别保护，而且它淡化，按照现在这个思路，它没有对国家财产进行特殊保护，也好似违宪了，它走到了这样的一步——就是他否定公司股东对公司财产的所有权。我们物权法这一步还没有走到，物权法还没有承认国有企业的财产所有权不是国家的，而是企业法人的，这一步还没有公司法走的那么远，在其他方面也受到了批评。但这看起来还没有影响我们物权法的实际进程，物权法的制定还在继续进行。前几天全国人大法工委还给我打电话，定于五月份讨论三个问题。这是由全国人大法律委员会组织的、其他部门参加的。 第一个问题是物权优先与在权，这个问题在物权法上规定否。这个问题在第四稿中没有订，目前正在讨论。立法上遇到的技术问题要注意，这不是我们在教科书上写起来那么简单。 第二个问题是公共利益是否要列举规定，这个是大问题。这主要涉及土地征用、房屋拆迁。四稿规定，县级以上政府为公共利益可以征用个人或私人财产。当时引起了很大争议——这个公共利益究竟是什么？为什么不写清楚？如果不写清楚，政府说是公共利益就是公共利益。公共利益应该写清楚，避免公众利益受到损害，在吴邦国召开委员会会议之前就有一个会议专门争论这个，非常激烈。在委员长会议上也提出来了，当然作为政府方面是反对把公共利益作得具体化，也提出了很多理由：包括技术上的——列举的完吗；也包括世界上其他国家的先例，几乎没有一个国家在民法、司法上把公共利益列举出来的，从来没有，我们为什么要这样做呢？会上很多学者都要求列举，要求在草案上列决，当然还有其它的建议。中国的国情比较特殊，我们基本的意见就是应当列。怕什么阿？可以把公共利益的情形列下来，比如高速公路、军事设施阿，列几个，后面可以把它作为一个兜底条款，我们不是要把公共利益穷尽，但把典型的几个摆出来，就知道那些是公共利益，哪些不是，有一个导向，而不是完全的抽象意义；另外一个我还提出一个折中的方案，就是从反面列举几个典型的不是公共利益的情况，有一个导向，我们可以根据这个来对抗政府打着公共利益的招牌来滥用公共权力、损害个人利益的情况。例如，说“禁止商业目的征用个人财产”，这样就画出了一个边界，至于什么叫商业目的，根本不用解释，总之总得在正反两方面有个标准，这个争论非常激烈。 第三个问题是取得实效要不要。在我们的法律结构中有取得实效和诉讼时效，可这争议很大。其实这个问题非常简单，不要把立法想得很神秘，其实不是的，某个人掌握资源或某个人突发奇想，都可能影响某个或整个法律制度的制定。这是全国法工委的一个立法官员突然提出来的，其实取得时效的反面不就是诉讼时效吗？非法占有所有权到一定程度就获得了所有权，反过来讲，上司要求取得原来的权力，不就是说你的所有权被别人取得了吗？这是一个当然的结果，既然如此，我们为什么不用诉讼时效，何必再用取得实效呢？同时，问德国官员，这个制度究竟规定否？回答说“其实也没什么用”，我们司法上以前也有但没怎么用，所以似乎有了依据，没有任何准备的，原来有的取得时效就是这样被删掉了，有些学者有强烈反对，当然我也在内，不可以取消取得时效，会引发一系列问题，取得时效和诉讼时效的安排是有道理的，不要以为我们就比别人聪明，别人又不是傻瓜，怎么把这两个东西并在一起了，肯定是有些毛病的，为什么这样做？这个问题多次被提出来，最后第四次审议稿也没有写出来。为此我还专门写过一篇文章，现在还是热门的讨论。五月份讨论的这三个问题基本上都是技术上的问题，不是重大的原则性问题，物权法的进程还在继续进行，至于说到明年三月到底怎么样，人民代表大会还要表决，这很难说，到时候再说。 不管物权法遇到什么麻烦，到时候能否颁布，这是立法的问题，但是我们的理论研究又是另一回事。所以我今天打算讲一下物权法的主体问题。我选这个问题是有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