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同叙事情形下的教案研究.doc

不同叙事情形下的教案研究 　　摘 要 近代中国，教士藉以政治特权，凌驾于地方之上，教民仗势行凶，而当地民众则通过加入地方会党的方式，来寻求保护，并籍此与教会抗衡。民教龃龉，积怨颇深。晚清时期，浙江地区会党遍布，成为影响地方统治的一股重要力量，在会党的号召下，民众纷纷加入会党，与教会势力进行抗衡。1902年在浙江西北部发生了桐庐教案，柯文认为作为历史事件，有经历者、神话者和重塑者的不同记述，本文拟通过以此次事件的经历者、神话者和重塑历史的历史学家为视角，重新认识桐庐教案。 　　关键字 桐庐教案 濮振声 仇教 会党 　　桐庐教案在近代教案史上具有重要的地位，“庚子后7年间，反教会斗争是各地民变的重要组成部分……其中影响最大的是1902-1903年濮振声领导的白布会反教斗争”。陶成章认为其名为反教，实为反清，后来史学家对这一事件的记述也多如此，近来通过新资料的发掘与解读，特别是新的史学方法的引入，笔者拟对这一历史事件重新解读。 　　一、桐庐教案的始终 　　关于教案发生的原因，记述如下：陶成章认为是以仇教为名进行的抗清起义；当时的官方认为，缘于附近金华县民间会党成员郑锡斋散卖票布被拿获，谣言其为濮振声同党，而桐庐县仇教之人又藉此为借口，带有强迫性的拉拢濮振声参加此次仇教运动；时任桐庐知县刘肇甲认为教案本不该发生，是因为抚宪得到天主教司铎电后派兵激发了民变，形成了聚集数万人与之对抗的情景；1902年12月《申报》描述“向有天主教中人在彼建堂传教，偶值教民龃龉，县主不善判断，以致士人积忿难平，迩者粮价奇昂，民难果腹，匪徒遂述言布散，指为外人贩米出洋，愚民信以为真，于是句进两邑匪徒私立社会名曰‘地主’，专与天主教为难，放火焚烧房屋，而耶稣教中人并不伤害，以示区别”。 　　由上文可知，天主教在桐庐当地与绅民之间矛盾重重已是既定的事实，而教案发生的导火线只是起到了一个导火索的作用。教民龃龉加上谣言散播是外人所为，最终导致此次教案的发生。 　　桐庐教案的领导者濮振声，其为六县客民总董事，又是白布会的首领，在地方素有威望，当地人“仰望而崇拜之于振声尤甚，咸称之曰濮先生”，经过长久的民教猜忌积怨，以及官府袒教抑民压抑情绪下，终于在光绪二十八年十一月十二日风雨交作的夜晚，突袭了位于枫埠的精胜军左旗营垒，然后乘势攻破了横村清军守备营，后又击败吴忠选的援军，并攻占了分水、桐庐县城。起义队伍不断壮大，“啸聚至万人之多”，而当时的绅耆描述为“职等探听情形，见旗帜林立，枪炮雷鸣，不可终日。”其间，聚集的会党队伍将“桐庐、分水、建德各乡教堂纵火焚毁十余所，执获教民数名，惨将戮害”，但在进攻教堂之前，桐庐县令刘肇甲已经将“教士护送至省”。 　　十一月十九日，省城派统领黄书霖至桐庐县，随即对濮振声进行围攻，二十一日交战中，濮振声领导的会党队伍受到重创，在退守百岁坊时，被清军围住。濮振声见势已去，于光绪二十八年十二月八日只身赴清营费金组处自首。后被押解到省，判处永远监禁于仁和县，1907年最后病殁杭州狱中。 　　桐庐教案以清政府的顺利剿办而告一段落，最终濮振声被永久监禁，其子濮贤厚被清政府判处死刑，从犯王寿元、麻兆兰原本被刘肇甲判处就地正法，后解省确供后，改为暂时监禁一年，再视调查有无结果和有无乡民控告而定罪。曾任桐庐县县令的刘肇甲则因“办事轻率，几陷无辜”被革职回家闭门思过，反教过程中对教堂的破坏赔偿，“仅恤教堂洋银三千余元即得和平了结”，天主教传教士得以“重返桐庐，照常传教”。 　　二、不同叙事情形下的桐庐教案 　　经过此次教案之后，白布会为早期的资产阶级革命家陶成章、魏兰所重视，他们狱中看望濮振声，并得其名片数张，为联络会党提供便利，认为桐庐教案实为反清，国民革命政府时期追溯其位“革命先驱”，通过对新资料的读取，发现对这一历史事件的认识与柯文书中所描述的直接经历者、神话制造者、历史学家重塑历史有着不同程度的默契，遂利用这一史学分析方法，重树对这一事件的看法。 　　（一）直接经历者 　　时任桐庐县令的刘肇甲是目前可见唯一留下文字资料的经历者，他曾在教案发生前“单骑亲赴分水石清塘濮振声家，反复开导，喻以利害”，而在当时的桐庐县境内已是“数百里内风闻响应，匪党不下万人，其时风鹤皆惊，省城亦为震动，匿名揭帖遍列通、衢，约期十六日寅刻入城焚毁教堂，戕杀教士，绅民避祸迁徙一空。”作为一名早期亲自处理此次事件的参与者来讲，他是掌握着此次反教的直接信息，通过上面的引述则不难分辨当时情势紧迫，而事件的起因则是“教民报营会，拿票匪郑锡斋一名，指为分水贡生濮振声党羽，濮遂借团防为名，拥众自卫”后由他调节后民众虽“至十月初众渐解散”，但此时适值“天主教司铎魏殿培初八日到桐，教民纷纷奔诉，谓濮聚众与教为难”而当时的抚宪“以为事在危急，不及委员查察，连夜委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