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语动词的屈折机制与限定性问题汉语动词的屈折机制与限定性问题.doc

汉语动词的屈折机制与限定性问题( 杨亦鸣 蔡冰 徐州师范大学语言研究所 提要 根据生成语法的动词混合形态理论，普遍语法中存在着两种不同类型的动词屈折机制。本文依据这一理论，运用“否定结构测试”，确定了汉语动词的屈折类型，在此基础上修正了动词限定性的定义，提出限定性是动词屈折成分的一种本质属性，汉语动词存在抽象的限定性特征，并从理论依据、语言事实和实验证据等三个方面论证了这一观点。 关键词 动词 屈折特征 动词混合形态理论 抽象限定性 一 引言 一般认为，西语语法汉语语法最重要的特点，一是汉语词类的多功能性，是词组和句子finite verbs）和非限定动词（non-finite verbs）。例如在英语中，限定动词在上述几个方面都体现出形式上的区分，而非限定动词则没有相应的形式区分： （1）a. I am/was walking. b. They are/were walking. c. I have/had walked. d. He has/had walked. 在（1）中，动词be和have在表达时制和一致等语法范畴时，表现出形式上的区分，是限定动词而分词walking和walked则 （2）a. He works in a factory. b. Working is a happy thing. c. He enjoys working. d. No talking during working time. 在（2）中，works和enjoys充当句子的谓语，work和talk的非限定形式则出现在句子的主语、宾语和定语的位置上。 有关汉语动词是否存在限定性的已有研究 由于汉语词类没有严格意义的形态变化，在汉语动词是否存在限定性问题上，1985），徐烈炯（1994），黄衍（Huang,1994）和胡建华等（Hu et al.,2001）。其中，Hu et al.（2001）依据Stassen（1997）的“时制参数原则”（the tensedness parameter）和“形容词构码的时制普遍性原则”（the tensed universals of adjective encoding），认为汉语是一种非时制语言，因为汉语中既没有动词形态用以表现时制范畴，也无法从动词本身看出过去和非过去时间的区别，而且，汉语中的形容词可以充当谓语。这就从理论层面上否定了汉语动词存在限定性的可能。 另一种观点认为，动词限定性普遍存在于各种语言中，所不同的只是区分的方式。例如，黄正德（Huang,1982）认为，汉语尽管缺乏时制（T）和呼应（Agr）的系统性标记，但可以根据能否带情态助动词（如“会”）等方法将汉语的句子区分为限定句和非限定句。李艳惠（Li,1985、1990）指出，时制是区别限定子句和非限定子句的关键，只有那些成为时制标记的情态动词，如“会”和“要”等，才可以作为限定/非限定的判断标记，这些时制标记可以自由出现在限定子句中，但不可以自由出现在非限定子句中。其他比较有代表性的区分标准还有“空主语和PRO”、“相同限定小句条件”和“‘V不V00）。 以往研究存在的问题 认为汉语是非时制语言的一个重要依据是“形容词构码的时制普遍性原则”，但是，该原则是否完全适用于汉语可能还有待进一步的考察。因为汉语中的形容词不仅有动词性的，可以充当谓语，同时也有名词性的，可以张斌、胡裕树89），如“干净很重要”、“发泄愤怒”等。 坚持汉语中存在限定动词与非限定动词区分的学者，一般只是通过从语言系统内部找出一些鉴别方法，如情态助动词、时体标记和否定标记等，来加以论证。不过，这些鉴别标准还不是系统的理论推导，多数是离散的证据。 从汉语研究的实际来看, 汉语语法分析中的一些“老大难”问题，如词类划分，以及“连动式”、“兼语式”和“NP的VP”1999）、宋玉柱（2000）、邢欣（2004）和高增霞（2005）等。其中一些学者也提出了汉语动词可能存在限定与非限定的区分，但系统而深入的理论探讨目前尚未见到。 本文的观点及研究方法 现代语言学理论发展的一个重要原则是，理论只能由理论推翻，个别反推翻理论本文将最简方案的，运用“动词混合形态理论”mixed verbal morphology）和“I域功能投射普遍等级假设”（a universal hierarchy of functional projections in the I-domain），汉语动词限定性要求（3）（Chomsky,1987：68-69）和“有形态变化的限定性”（morphological finiteness），如英语；也可以没有语音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