企业家改变了中国-访谈张维迎.docVIP

企业家改变了中国2008年11月15日?09:32??经济观察报马国川 　　　经济观察报：在牛津求学四年，你主要研究什么问题？ 　　张维迎：我把学习的目标集中在求解“资本雇佣劳动”之谜。1994年我的博士论文《企业的企业家-契约理论》通过了答辩，获得博士学位。我的结论是，“资本雇佣劳动”是一种保证真正具有企业家才能的人会脱颖而出的机制。 　　经济观察报：这个命题的通俗含义是什么？ 　　张维迎：简单地说就是，当一个社会中不存在个人财产所有制的时候，就失去了判别企业家才能的重要标准。于是，大量一无所有的庸人和同样一无所有的能人混杂在一起竞争企业领导职位。结果，企业领导者的平均经营能力不超过社会总人口的平均经营能力。 　　经济观察报：这不就是中国经济面临的问题吗？ 　　张维迎：（笑）我本来就是带着中国的问题到牛津求学的啊。我已经认识到企业家的地位，没有特定的财产关系就不可能有真正的财产关系，但是怎么产生真正的企业家？我必须从理论上回答，为什么西方发达国家的企业一般是由财产所有者持有？为什么早期的时候企业家和资本家是一个人？为什么现代所有者与经营者分离，有些人是职业经理人，但是最终的权威是股东？正是出于对企业家和所有制关系的关注，我才研究“资本雇佣劳动”问题。 　　经济观察报：在八十年代，你发表的观点，你的经济学理论，大多数是你自学和自己悟出来的。 　　张维迎：基本上是这样。只是到了英国之后才真正和现代主流的理论有了一个结合。牛津求学给我的启示是：要把一个观点变成理论，必须掌握现代经济学的基本分析方法。1987年的《企业家与所有制》规定了我后来的研究方向，到牛津以后，学到了一些新的、规范的经济方法，比如说委托代理理论、合同理论等。 　　经济观察报：1994年你回国的时候，中国已经把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定位成“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你所关注的价格问题基本上解决了。 　　张维迎：1985年政府正式把“双轨制”作为价格改革的思路，到八十年代后期，整个中国经济成为了一个双轨制经济。1988年出现了大问题，就是腐败问题，政府想搞价格“闯关”，但没有成功。虽然九十年代初提出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目标，但是并轨需要时间，政府不可能完全放弃对资源的控制，腐败问题不可能一下子消除。 　　经济观察报：腐败问题到今天仍然严重。所以这些年有人言辞激烈地批评双轨制，说是双轨制带来了腐败。 　　张维迎：说老实话，在提出双轨制的时候，我想到了会出现不适应，我们过去是国家本位，如果价格过度地变化，会使政府部门、人们的观念、企业家都不适应它，但是没有想到腐败会如此严重。 　　经济观察报：只是想怎么解决问题，但是带来的问题还没有充分考虑。 　　张维迎：是这样。我那时候对价格双轨制的认识还是很粗浅的，只是感觉价格改不动，一切都无从谈起，但一下子走到完全的市场价格又不可能，必须想办法突破这个僵局，出路就是通过“双轨制”逐步完成从计划到市场的过渡。但没有想到双轨同时并存可能发生严重的官倒和贪污腐化问题。从理论上说，如果国家制订的计划合理的话，企业用多少就给多少计划指标，而且企业严格执行这些计划，也不会出现腐败。比如说我这个国有企业生产了五百万吨钢，其中三百万吨是计划的，我就按计划价格卖出去的，然后剩下的二百万吨就拿到市场上按照市场价格卖。但是实际上，只要牌价和市价之间有差距，计划指标就有利益，谁能拿到指标谁就获得利益，计划的执行就很困难。每个企业都想多报一些需求量，比如说，本来用一百吨钢材偏偏报两百吨，多出来的部分以市场价格出售，马上就获利。政府很难知道企业的真实需求，所以，双轨体制一出现之后，自然就有一些计划指标被人拿到手去倒卖，牟取市场价格和计划价格之间的差价。所以在转轨过程中，有的人故意想维持双轨制，就是维持他们的私利。我记得后来钢材价格想要完全放开的时候，谁最不愿意放？就是管计划指标的官员、钢材企业的领导人和搞销售的人员，因为钢材完全按市场价格了，他们就没有套利空间了。双轨制由于其产生的官员腐败后果受到广泛批评。但回过头来看，这可能是制度变革不得不付出的代价之一。如果我们认为改革是必要的，新体制就必须至少应该是一个 “卡尔多-希克斯改进”，也就是社会总财富的增加。但如果我们不能把“卡尔多-希克斯改进”转化为一个“帕累托改进”，改革就可能根本无法进行。 　　经济观察报：你说过，改革与革命的不同就在于它尊重既得利益，否则，就不可能是一个“帕累托改进”。 　　张维迎：双轨制的主要特征之一是尊重在旧有体系下形成的各个利益团体的现状，但改变了实现既得利益的方式，使得蛋糕可以变大。这就是为什么从它一开始在一个特殊的起点出现而没有遭到任何强烈抵制的原因。很多经济学家认为，经济改革中因为一些人的境遇必须变坏，所以改革不可能是一个帕累托改进的过程。尤其是政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