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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析大同市地名与大同文化的关系 学生姓名：宋禹 指导教师：武玉芳 语言不仅仅是一个结构符号系统,而且还具有社会文化属性,是一种社会文化现象。语言的产生和发展还蕴含着特定的社会文化含义。就拿新中国成立以来的词汇发展来说，它是这一时期中国社会发生历史转变的一种结果，也反映了这一阶段社会历史的特征。语言文字的应用在这种时代背景下的特殊载体，也是社会语言的变体——地名语言体具有了更多的时代性和语言文字研究性。 地名专有名词，有特殊性、指别性、趋同性，具有强烈的时代特征，它随着社会的加速发展时代的变化而不断变化，迅速反映着我国政治、经济、社会生活和意识形态，蕴含着一定的社会文化内涵，深深地留下了历史文化印记。 说起大同，现在这个城市的许多人都能如数家珍：三朝京华、两朝重镇、龙壁之城；云冈石窟、上下华严寺……具有唐里坊街道格局的古城全国仅三座：北京、西安、大同。大同的历史由来已久，可上溯到春秋战国时代，当时设的雁门郡含有大同，即公元前300年为大同设置行政管理之始，至今公元2010年已“建城”两千三百多年。西汉时，设置平城县，因其地处战略要地，兵家必争，为祈福家园、渴求和平而得名。后北魏定都平城，曾一度更名为万年，意为江山永固，万年不绝之意，北齐之时改为云中。随着，唐末沙陀人的内徙，正式定名为大同，意为“天下大同”，至此大同之名延用不改。辽时设西京道、大同府，大同城名称始于此。明清时更成为九边重镇之一，为我国军事重镇的典范。 大同市辖4区7县。有城区、矿区、南郊区、新荣区，大同县、阳高县、天镇县、广灵县、灵丘县、浑源县、左云县。共有85个乡镇，2168个村或居委会。 走入大同城区，大街小巷、布局规整。再看街道名称：正殿街、东华门、后宰门、户部角、帅府街……街名赫然折射出这个古城曾经的风华绝代的岁月。在大同过去有“四大街八小巷，七十二个绵绵巷”的说法。其实仅旧城区的古街道就有208条，还有那七县十二边堡，无不折射出语言与社会的关系。 一 大同市地名所具有的时代特征性 （一）大同市地名与历史 1、地名客观反映民族之间的相互接触和历史上的移民情况 根据地名可以证实民族之间的相互征服和融合的情况，而地名则是见证这一切的史料，往往地名就是两种民族语言成分混合的结果。辽代时，分云中置大同县。隋开皇年间为防御突厥进攻，在大同川即今内蒙古乌拉特前旗北建大同城。随着唐末沙陀人的大规模内迁，隋廷将大同乔迁于此，自此大同之名正式确立不变，这正是民族之间相互接触融合的见证。 历史上，蒙古族和满族都先后统治过中国，并且在此分封土地。今天，大同城里有许多地名分明是蒙古语和满语的遗留。“胡同”始建于元代，在大同地区也有许多胡同，如菜花胡同、老市胡同、新界胡同。胡同在古语中为“水井”的意思。当时，大同人喝水靠水井，有许多的街道因水井而得名。明朝初期，大同建城之后，军民人等衣食住行皆离不开水井，那时候城内水井甚多，因而街道便随之命名。北柴市角北端至九仙庙街一带地区有一水井，井内有四个泉眼，水量很大，水味甘甜，附近居民多来此井取水，故取名四眼井，后来街道便以此来命名。此外，还有北门井巷，云路井，大片巷等，这里就不一一赘述了。这些都是直接以“汉语成分+街巷”这种混合地名来命名，由于便于记忆，在大同街巷中很占优势。清康熙三年，曾在圆通寺西侧凿井一眼，因满语译音为八乌图井，后来居民住宅增多，形成街道，便以井名为街道名。还有“义溜”巷，“义溜”在满语中是“风景优美”的意思。 地名还反映历史上的移民情况。历史上北方一些有他方军队驻扎或实行军屯制度的地方，在地名上也有反映。大同北部分布着大量以“所、关、寨、堡、营、屯、里、庄、哨”为地名的村庄，如“下林关、下营堡、下寨北、夏佳屯，向阳寨，小贺家堡、兴隆堡、杨家屯、一柳营、殷家庄、张官屯、镇边堡、刘官堡、张指挥营、孙仁堡、太平堡、左哨村、王官屯、西马营、张官屯、屯军庄、王千户岭、唐八里、西团堡、下关”等，与明代军屯制度有关。这些军屯占有固定的戍所，军籍都为世代相传，官兵上下都携有家眷。村名中称“官”的是该地的军事首领，大多为千户、百户，因为这些军屯点的军职是世袭的，所以村庄名之前冠以官员的姓氏。明代中期，北方游牧民族的迁移基本停止，中原汉族民众大批北迁，为恢复被战乱破坏的生产和防御北方少数民族的侵扰，曾多次从山西南郊、河南一带迁移大批农众到山西北部、河北一带当兵、种地。累计迁移人达数十万。今天，大同仍散布着当年移民后裔，如以洪洞人为主的小洪家，河南人为主的夏家沟，还有蒲州营、小京庄、小太村、一柳营、榆林沟、宜兴村、西营村、宋家厂等许多村庄，这些移民定居大同后仍眷恋祖先世世代代生活过的故土，继续沿用原先的州县名，宗族姓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