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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装符号学 1. 服装的符号学观点——看待人类的一种方式 当这个观点一经确定，首先面对的一个命题就是“符号化的人”。 以研究符号本质的符号学观点来看，符号是人类维持和表明自身生存与发展的工具，是人类及其生存实践的标记。也只有创造和使用了符号，人本身和人的社会行为才能够成为可以观察和理解的对象。 这就要求把人的行为看作是第一性的，也就是说，是所有符号现象的事实基础，而把符号看作是第二性的，即所有符号现象都是人类行为的表征，符号行为则是实现人的目的手段。 那么，“符号化的人”这一命题的确切含义，就是指通过符号而呈现出的人与其行为的本质特征。 基于这一点，符号学就应该把人类的符号创造看作是人对物质世界的理解，对人类世界的表达和对符号世界的构建。在这个过程中，现实与符号根据自然规律和社会法则并在人的主体意识和实践活动中相互影响和作用，共同构成了人类历史的基本内容。只有在这个认识基础上的符号学研究，才能克服陷于抽象的概念化，孤立地针对符号本身以及对符号进行简单“解读”的误区，真正把符号作为一种工具用以研究各种现实问题，从而建立认识论与方法论的研究角度和理论基础。 建立服装的符号学观点，同样是把符号研究作为看待人类及其行为的一种方式，并具体地以人的服装行为为研究对象，旨在通过对服装符号进行多视角的审视与分析，在认识论的层面，获得服装文化研究的新成果。毫无疑问，以此为目的的服装符号学，既是符号学理论的组成部分，又是服装文化学的基本内容，同时，也在方法论的层面，为现实问题提供解决方案。 人通过物质性生产活动，改造着，征服着，也利用着自然，由此创造了物质文明；同时，人也将自然的感知、欲望和情感转化为人的感知、欲望和情感，从而实现了自然的人化。自然的人化意味着人与自然相分离，也就是创造了人本身。 原始人的生存经验培养了他们的意识能力。通过把事物间的相似性联系起来，以一种事物代替另外一种，并用来象征该事物的某种属性，是原始人形成概念思维从而表达思想最初的也是基本的方式。比如，红色的矿土因为与鲜血的相似，而被用于象征生命，这是因为生命的诞生和消亡都伴随着鲜血的流淌。 当生存经验上升为有意识的活动，特别是当人能够选择、组合和制造各种感性材料，例如在西班牙的卡斯蒂洛洞穴中所看到的4万年前人们留下的手掌印记，或通过某种行为，例如广泛存在于各个原始民族的巫术，来表达他所想要表达的思想和意义时，这些事实就可以说明人已经学会了以某个事物来模拟、象征和指示存在于他头脑中的观念。在我们今天的认识中，这正是人类艺术或审美意识的起源，那么，它同时也是人类符号意识的源头。这个判断来自“艺术是人类情感的符号形式的创造”（苏珊·朗格：《情感与形式》）的论断。在这个源头上，可以看出人类既是艺术行为也就是符号行为的最主要的动机：“通过打上记号而投身于世界和把世界据为己有。”（雅克·德比奇等：《西方艺术史》） 追寻远古时代服装的踪迹，我们看到它是一种精神，是肉体的寄生与再现，是人类追寻的一种境界。披挂的皮毛、贝壳制成的手镯和项链，逐渐形成了服装的审美形式。以狩猎为生的先人，肩上扛着猎杀的动物胜利归来，脸上沾着血污，身上留下了与野兽拼搏的累累伤痕——这是勇猛果敢的标记。但是，随着时间的流逝，血污与伤痕都会不复存在，那个曾经光彩照人的猎手会与常人毫无二致，人们再也看不到他的英雄形象了。他会因此而感到不安，他的自尊心受到了极大伤害。为此，他披上兽皮，挂上野兽的牙齿，身上、脸上涂抹着红粉，刻画上刀痕，一切又恢复了昔日的模样。这就是最早的服装符号，它正是人类与严酷的自然抗争，为生存而搏斗的人的本质力量的集中体现。由此，人找到了一种形式，用来确认自己与自然的关系。 3. 被赋予内涵的身体 服装总是在人的身体上，总是以一种最日常化的方式体现并建构着人的身体，并通过这种体现与建构，塑造着人的身体活动形态、特征与规范，从而构造出人的基于其身体的主体性。 以人类文明史的角度看，经过装扮的身体，是人的自我意识的表征。 服装使人获得对自我的认知。人通过镜子审视自己，想象自己的外貌对他人的影响，想象他人对自己的评价和判断，进而获得某种自我感觉。自我感觉决定着人对于自己的认知，而这种自我感觉来自对于他人的想象。在这个心理模式中，人发展着自我认知与把握的方式，也发展着人与人之间相互影响的方式。 尽管事实上，身体是自我与环境的分界线，但是在人的意识中，服装被作为身体的一部分。“在生活中，服饰具有作为具体自我的一种延伸作用。每当一种物体与身体发生联系，自我的意识存在就会延伸到物体中去，由此提供给个体一种对物体的尺寸、力量、运动、密度和其他特征的强化的感觉。”（玛里琳·霍恩：《服饰：人的第二皮肤》） 父母用蓝色装扮男孩子，以表明他是一个男孩儿，而用粉红色装扮女孩子，则表明她是一个女孩儿。颜色被作为一种区分的标记，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