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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诗经》词义研究方法论（武汉大学 文学院，湖北 武汉 430072） 《诗经》是我国最早的一部诗歌总集。由于时代遥远，语言艰涩，因而是最难读的古书之一。汉代的学者就曾发出诗无达诂、诗无通故的浩叹。事实正是如此。无论是对《诗经》题旨的说解，还是对《诗经》词语的诠释，无不见仁见智，呈现出几千年纷纷无定解的局面。自古至今，在《诗经》词义研究方面虽取得很大成绩，但有不少问题尚未得到解决。大量词语诸家训释不一，只有通过研究，才能择善而从；有些词语诸家训释欠明，只有通过研究，才能加以阐发；有些词语诸家训释皆误，只有通过研究，才能予以订正。可见《诗经》词义研究的任务还很艰巨，仍是当今《诗经》研究的重大课题之一。 为使《诗经》词义研究建立在坚实可靠的基础之上，必须运用科学的研究方法。研究方法固然很多，但以下几种研究方法尤其重要。兹分别论述如下。 一、依据故训。这是最基本的研究方法。章太炎先生说：诠释旧文，不宜离已有训诂而臆造新解。[1]此说诚然。前人故训有是有非，既不能一味盲从，也不可全然否定，应采取审慎的态度而决定取舍。《邶风羔裘》舍命不渝之舍命，《郑笺》训作处命，陆德明《释文》训作受命，戴震《毛郑诗考正》训作释命，林义光《通解》训作锡命，胡承珙《后笺》训作捨命。以上诸训孰是孰非，须得考证一番。处命为见危授命，然诗中未见危急之象，故此训不确。受命为接受命令，谓接受命令不改变，语意欠通，故此训也不足取。释命为受命于君，以至复命而后释，此训似嫌迂曲，恐难成立。能锡命者当为诸侯，然诗中称赞彼其之子为邦之司直（主持正道之人）、邦之彦兮（国家的俊杰），可见，彼其之子断非诸侯，而只能是一位大夫。谓大夫锡命也难以令人置信。考虑到舍命与不渝相配，当以胡氏之训为是。此句意谓（大夫）舍去生命也不变节。《周颂思文》：无此疆尔界，陈常于时夏。《郑笺》训常为久常之功，训夏为乐章，皆误。朱熹《诗集传》训夏为中国虽正确，但训常为君臣父子之常道，也误。方玉润《原始》训常为五常之道，训夏为大立，更不达诗旨。马瑞辰《通释》：谓陈农政于中夏也。此训极谛。这两句为主祭者的戒勉之词：不要分此疆尔界，将后稷艺农之典推广到中国各地。由此可见，依据故训研究词义，确是一种行之有效的方法。 二、断定主题。这也是一种重要的研究方法。钱钟书先生指出：积小以明大，而又举大以贯小；推末以至本，而又探本以穷末。交互往复，庶几乎义解圆足而免于偏枯，所谓阐释之循环者是矣。[2]钱氏主张理解文本，既要由词至句至篇章至全书，又要由全书至篇章至句至词。这种阐释循环说对词义研究很有启迪作用。《诗经》主题最难索解，古往今来诸家说解不一。而对主题说解不一，必然会引起对某些词语解释的歧异。因而只有断定主题，方能准确释义。《陈风宛丘》：子之汤兮，宛丘之上兮。《诗序》说是刺幽公游荡无度，《毛传》说是刺大夫游荡无度，方玉润《原始》说是刺君臣不务政治，相与游乐，金启华《全译》说是刺游荡、荒淫无度者。以上诸家训汤为游荡、游乐恐不确切。其实这是一首男子爱慕巫女之诗。余冠英《诗经选译》：诗人倾吐他对于一位巫女的爱慕。那巫女常常跳舞祭神，舞时戴着鹭鸶的羽。此说正确。准此，诗中之汤非游荡之意。《楚辞》王逸注引作荡，汤荡古通用。与下文手持鹭羽舞蹈联系起来看，这一汤字，只能训作形容舞态轻盈飘荡。《小雅何人斯》：维暴之云。《诗序》：苏公刺暴公。《毛传》：云，言也。《郑笺》：乃暴公之所言也。王先谦《集疏》：惟从暴（公）之言耳。诗中只有一个暴字，而无苏公字样，故苏公刺暴公之说甚可怀疑，训暴为暴公恐非是。袁梅《译注》：本篇似为女子所咏。她的爱人反复无常，行踪莫测，始合终离，不念旧恩。此说可取。维暴之云即只云暴，形容词暴作前置宾语活用为名词粗暴的话。此句意谓：（男子）只说粗暴的话。可见，若不断定主题，以上句中之汤和暴就难以解释清楚。 三、联系语境。语境对词义有制约作用。王安石在《答韩求仁书》中曾说：考其辞之始终（语境），其文虽同，不害意异也。这说明理解词义须凭借上下文语境。一个词语尽管有多种意义，但在具体语境中只能有一个最确切的意义。因而解释词义必须联系语境，仔细地审辩上下文意。否则解释词义就不免致误。《邶风谷风》：不我屑以。《毛传》：屑，洁也。《郑笺》：谓不以我为洁。此训不误。而余冠英《诗经选》训不屑为不肯，谓不屑和我同居。这显有增字解经之嫌。只要联系上文泾以（使）渭浊，湜湜（清澈貌）其沚（止）加以考察，便可证明训屑为洁至确。不我屑之屑用作意动。此句意谓（丈夫）不以我为洁（喻美）。《召南·驺虞》：于嗟乎驺虞。《毛传》：驺虞，义兽也。白虎黑文，不食生物，有至信之德则应之。此训失之。诚然，驺虞有义兽义，如《晋书楚王玮传》有驺虞幡麾众之语。但此诗的驺虞断非义兽义。前面云：彼茁者葭，壹发五豝，后面云：啊，义兽！试看，前后诗意岂能贯通？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