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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大学教授治校治理模式的构建 　　作者简介：孙雪娇，1985年12月23日汉族，河北，沈阳师范大学教育经济与管理专业研究生，研究方向：教育经济学。 　　摘要：目前，高等教育改革与管理的突出问题――行政权力与学术权力的失衡，在一定程度上阻碍了高等教育的发展，教授治校作为一种民主管理方式又重新被人们提了出来。本文通过对西方大学教授治理模式的研究，构建出符合我国国情的教授治校的治理模式。 　　关键词： 　　一、问题的提出 　　当前，我国高等学校日益行政化、官僚化，给高校发展带来严重影响，受到了社会的高度关注和广泛批评。高校学术活动“行政化”的弊端，体现为学校层次的行政集权过多，教师的学术自由和自治难以实现。我国高校在学校一级的行政权力过大，各职能部门对于基层学术单位的办学事务介入过多，致使作为学术权力主体的教授及学术组织难以实现学术自治，因此教授治校作为一种民主管理思想和管理模式又重新被人们提出来。 　　二、西方大学教授治校的治理模式 　　教授治校既是西方大学理念的精髓，也是西方大学管理的基本模式，它形成于欧洲中世纪大学，伴随着西方大学近千年的发展演变而经久不衰，作为一种大学民主管理的传统理念，教授治校至今仍是现代大学管理努力追求的理想。 　　（一）美国大学也教授治校的治理模式 　　美国大学校一级的权力体系有三方面构成：董事会、校长、评议会（教授会）。在这种结构中，权力界限是清楚的，董事会主要对学校重大事项进行决策，而将学术事务的决策和日常管理权力交给了评议会和校长。评议会由教授或以教授为主的学术人员组成。几乎包揽了学术事务的决策权，评议会的作用反映了学术权力在学校管理中的作用。校长在行政管理中的权力很大，实际上在大学内部形成了以校长为首的行政权力系统和评议会（教授会）为代表的学术权力系统。在大学内部，学术事务和行政事务又常常交织在一起，一些学术事务决策后又要通过行政系统去实行，在这种体制中如何协调两者之间的关系，校长起重要作用，即校长任评议会主席，主持召开评议会，评议会决策的事情由校长负责执行。[1] 　　（二）德国大学教授治校的治理模式 　　在德国大学中，大评议会是最高决策机构，但是只负责选举校长和评议学校规章制度，所以评议会是大学的主要决策机构。从评议会的组成来看，教授占有相当比重，评议会审议决策的事项不仅有学术事务，还包括重大的行政事项，这一点与美国有所不同。德国大学的学术权力在学校管理中的作用之大，不仅体现在校一级，也体现在学部及讲座一级，也许正因为如此，德国大学才被称为正教授大学。校长作为行政最高负责人自然有相当的权力，这种权力主要体现在学校的一般管理上，同美国一样，校长是大评议会和评议会的主持人，校长要执行评议会的决议，但是，依据法律，校长有权否决评议会做出的违背法律的决策。[2] 　　（三）日本大学教授治校的治理模式 　　日本国立、公立大学在大学一年级设立评议会，在法律上规定是审议咨询机构，但实际上是大学的决策机构。从决策的内容看，包括学校中学术和行政的重大事项，这一点类似德国。评议会的组成包括学部长、附属机构的长官及教授代表、类似德国，但没有学生代表和一般职员参加。校长是学校的最高行政负责人，同德国一样，校长是评议会主席，校长要执行评议会的决议，但当评议会的决议违背法律的时候，校长有权否决评议会的决议。[3] 　　从上述国家教授治校的治理模式来看，其趋势有如下几点： 　　1.重视学术权力和行政权利的互补与协调，在学部、校一级的决策机构中，其成员构成注重学术人员和行政人员的平衡和协调，成员构成呈现多元化。 　　2.决策由单独的部门或个人转向注重委员会化。委员会化增强了决策的民主性和科学性。 　　3.无论学术事务决策还是行政事务的决策，都注重吸收教学人员和学生的参与。 　　三、我国大学教授治校治理模式的构建 　　西方大学教授治校的经验给了我们一定的启示，如何结合我国的国情构建符合我国大学教授治校的治理模式主要有如下几点： 　　（一）完善教授治校的相关法律法规 　　由于缺乏法律依据，致使目前我国“教授治校”处于尴尬境地。1912年中华民国颁布了《大学令》。《大学令》的出台为蔡元培和梅贻琦实行“教授治校”提供了法律依据。在我国改革开放日益走向法制化的今天，大学的改革同样需要法制化。首先，建议国家在《中华人民共和国高等教育法》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教师法》的基础上对“教授治校”相关法律予以明确规定，以法律的形式授权大学有实施“教授治校”的法定权力，为“教授治校”提供必要的法律根据。其次，将《大学章程》法规化，要建立学校完善的“立法、执法、司法”体系。有关专家认为，高等学校应该制定大学章程，并将其作为学校制定其它规章文件的“母法”。目前大多数高等学校自身知道要按照国家法律法规来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