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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传统法治理论的现代审视——评先秦法家之法势关系 　　论文关键词：法律　权势　法家法治　现代法治 　　论文摘要：先秦法定以势行法，以法固势，主张势由君主独制，法由君臣共操，然而这种法治思想及其实践，不但没有化解法势之间的内在矛盾，反而使势强法弱之局面不可避免。以史为鉴，建立、健全民主政治，法律才真正具有权威、尊严。 历经半个世纪的艰难探索，“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已经成为当代中国的治国方略。同样是新旧交替之时代，二千余年之前的法家亦倡导、实践“以法治国”，其“事断于法”、“立法去私”、“尊君尚法”、“以刑去刑”等思想深刻影响了此后的中国社会，并通过政治法律制度与设施，渗透、沉淀在广大民众的社会心理，因此，实现“以法治国”——“依法治国”的现代转变，反思历史，深入分析、探讨先秦法家之法治学说，相当必要。因为“历史作为遗产，它的价值不是使现代人回到历史中去，而是为现代人开创新的历史提供营养和动力。”[1] 　　一、法：“法治”之核心 先秦法家以倡导变法与“缘法而治”著称于世，其法具有如下基本特征：客观。法家指出：法作为民众的“程式”同尺寸、绳墨、规矩等度量衡一样，是一种普遍的、公平的标准，具有客观性、公平性，因而“有法度之制者，不可巧以作伪。有权衡之称者，不可欺以轻重”。“国之权衡”的法律一出，即便圣人也“不能废法而治国……倍法而治，是废规矩而正方园也”。因为“君人者，舍法而以身治，则诛赏予夺，从君心出矣。然而受赏者虽当，望多无穷；受罚者虽当，望轻无已”，由此可见，“事断于法，是国之大道”，“法虽不善，犹愈于无法”。 公平、公正。《管子》曰：“尺寸也，绳墨也，规矩也，衡石也，斗斛也，角量也，谓之法”。韩非子云：“椎锻者，所以平不夷也；榜檠者，所以矫不直也。圣人之为法也，所以平不夷、矫不直也”。作为衡量事物、是非的尺度、标准，上述器具不仅应当不偏不倚、客观公正，而且本身必须平直，否则无法衡量他物他人，这就首先要求“法不阿贵，绳不挠曲”，“不知亲疏、远近、贵贱、美恶，一以度量断之”，“这种毫无通融，不讲私爱，完全以客观行为为断的精神，自和儒家所谓议亲、议故、议贤、议能、议贵、议勤、议宾、尊亲贤，敦故旧，尊宾贵，尚功能，及议事以制的主张相反”，[2]因而反映出法家思想的进步、可取。其次要求法律公正无私，立公去私，慎到指出与代表少数贵族之利益、讲究等级差异的礼制不同，“法者，所以齐天下之功、至公大定之制也”，它反映着地主阶级的整体意志与社会共识，一经确立公布，就成为“天下之程式，万事之仪表”，不容亵渎、践踏。因此慎到曰：“法之功莫大使私不行……立法以行私，是私与法争，其乱甚于无法”。 公开、透明。法家认为立法之后，要使人们一体遵循，一个关键环节就是以成文的形式“布之于百姓”，使“境内卑贱莫不闻知”。这样做的目的有二，一是便于百姓知法懂法，以法自律；二是防止官吏以权谋私、罪刑擅断，以显示树立法的公正权威，因而法家指出：“法莫如显”，显明之法是“事断于法”的基础、前提。 　　二、势：“法治”之基础 法家主张极权政治，其行法之道，固重赏罚，更重“威势”，“威势”既是推行法、术之前提、基石，又是推行法、术之目的、归宿。法家对势的认识如下： 势为政治之根本。前期法家的代表慎到最早参悟到这一点。他说：“贤人而屈于不肖者，则权轻位卑也；不肖而能服于贤者，则权重位尊也。尧为匹夫，不能治三人，而桀为天子，能乱天下。吾以此知势位之足悖，而贤智之不足慕也”。因而与以仁义为标准，一味强调“惟仁者宜在高位”的儒家不同，法家指出政治方面的上下关系，不以才能、品行、是非为标准，而是要看权势之大小。鲁哀公虽为下主，但仲尼反为其臣，足见“势者，胜众之资也”。因此，“在人类社会，权力是高于一切的，至于才能、道德，都是权力的仆从，只能为权力服务。权力就是真理。只有权力值得追求，值得崇拜，这就是法家的逻辑。[3] 势不两立。势既然是君之所以为君的基础与根本保证，它就必须归于“一”。尊“一”自然贬“二”，因而法家反复论证“两”、“杂”的弊端、危害，慎到指出：“两则争，杂则相伤害”，“两贵不相事，两贱不相使”，所以人主必须“擅势”、集权，建立一元化的绝对权威。同时，切忌将权势“借人”，与臣下“共权”，以巩固君主的独尊地位。韩非子曰：“人主之所以身危国亡者，大臣太贵，左右太威也。……今大臣得威，左右擅势，是人主失力。人主失力，而能有国者，千载无一人”。因此为了防止失势，做君主的必须独擅天下之势。 势与法、术相通，三者缺一不可。先秦法家指出“人主之大物，非法则术也”，然而法、术与势